处治世宜方,处乱世宜圆 ,分叔季之世当方圆并用;待善人宣宽,待恶人宜严,待庸众之人当宽严互存。
身处一个有条不紊的环境时处事应刚正不阿,身处一个纷乱的环境时处事应圆滑,身处一个即将衰亡的环境时要刚柔并用;对待善良的人要宽厚,对待恶人要严厉,对待普通人要宽严并用。
这不仅是古人的政治观,更是一种人生态度。在和平繁荣的环境下,一切都有条不紊地发展着,一个人的言行是直截了当的,更会得到重视与亲睐。另一方面,如果在混乱的环境中,言行必须尽可能圆滑,否则就会有危险。在这里给大家说说“叔季之世”是什么意思,古时候兄弟尊长是按伯仲叔季来分,比如老大就叫“伯”,老二就叫“仲”,老三就叫“叔”,老四就叫“季”。又比如在古时你父亲的哥哥你就该叫“伯父”,你父亲的弟弟就叫“仲父”,再小的弟弟叫“叔父”,最小的叫“季父”。所以“叔季”其实就是末尾之意。比如东汉末年天下大乱,这时就可称为“叔季之世”。又比如前段时间闹得沸沸扬扬的OFO小黄车公司不退押金导致身败名裂,OFO公司也是处在“叔季之世”。
人的思想变幻无穷,高深莫测,令人难以捉摸,而人的性格却相对简单得多。一个人活在世上,如何处好事做好人,关键在于他把圆与方糅合得是否相互依存却又不冲突。清朝田文镜工作非常仔细,但他的性格过于“方正”,朝廷里没有人和他交朋友。可同朝为官的李卫就不同,他办事同样是一丝不苟,但他为人十分圆滑。李卫既有田文镜之刚硬,又有圆滑的谋略,这样,李卫的事业就更加顺达。不仅方的威力大放光彩,为人处世还要学点“弯弯绕”,学会曲径通幽,善于韬光养晦,深藏不露,做人难,难做人。生活在这个复杂的世界里,做一个人真的很难,做每个人都喜欢做的事就更难了。
纵观历史洪流,凡能成就伟大事迹的人,都是知道什么时候进去,什么时候退却,什么时候“方”,什么时候“圆”。那些取得伟大成就的人,大多数都是圆润而平易近人的,在危机时刻总能用到生活中的智慧和技巧。在与人打交道时,有些人漠不关心、自私、苛刻、计较。这样的人一定是不受欢迎的人,是生活中的失败者。
“方”是一个坚强的土壤,决心平静世界,是人类生活的脊梁;“圆”是世界上通用的准则,是智者适应社会、协调行为的准则。“方”对一切变化的反应都是不变的,“圆”对一切变化的反应都是圆滑的。如果只有一个圆圈,就没有办法站立;如果只有一个方无圆,它就会陷在泥里。做人做事交朋友,要懂得说话得体,善于沟通,乐观开朗。
三国末年,想篡位的司马家族的前来巴结贤人阮籍。但阮籍不想在那个时候卷入黑暗的政治,也不想公开反对,于是就酗酒了两个月。司马昭看到阮籍整天醉醺醺的,连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只好放弃了。阮籍可以说是真正的醉酒,也可以说是假醉酒,真假都不是在这两个月里,他几乎一辈子都喝醉了。这个醉就是有意识的了,因为当时的环境极为险恶,要想保持清白而又得善终,难乎其难。
我有功于人不可念,而过则不可不念;人有恩于我不可忘,而怒则不可不忘。
我对别人有帮助不可挂在嘴边,而对不起别人则要常说自己有哪些错;别人有恩于我不能忘,而别人对我生气则必须忘。
我们要真心诚意地帮助别人,不要怀有某种个人目的。因为一旦对方发觉自己是被利用的“工具”,即使你对他再好,也只会适得其反。真正帮助别人,别人会记住你的帮助,只要有机会,他们就会主动报答。在施予他人援手的时候,我们会感到一种幸福,心灵上会得到一种安慰和满足。
有一颗善良的心和一张面对世界的笑脸,就不需要担心什么了。反派之所以悲伤,是因为他记性太强,功绩、名利、怨恨,都记得很清楚,心胸狭窄,目光短浅地看着生活,那么又有什么幸福呢?我们只能通过记住他人的好处和消除对他人的怨恨,才能在人生旅途中自由飞翔。正如洪应明所说,要忘记别人的怨恨,不要忘记别人的帮助。
孔子出游时,卫王很尊重孔子,不仅到首都郊外迎接孔子,而且对孔子处处以礼相待。但是不久后,卫灵公要出行,他让夫人和他同坐在一辆车上,让太监官坐在他们身边,却让孔子坐另外一辆车跟在后面。孔子觉得这样有失礼数也是对自己的不尊重。随后孔子在卫王家住了一段时间,卫王也没有再用过他,所以他就离开了卫。
不久以后卫国大乱,冉求与子贡说:“要是卫王来求助,老师会帮忙吗?”子贡说:“待我请教老师。”“请问老师伯夷、叔齐是什么样的人?”子贡尊敬地问孔子。“他们是古代的圣人。”孔子平静地回答。子贡又问,“他们会有怨恨的人吗?”孔子说:“圣人何来怨恨?”听了孔子的回答以后子贡对冉求说:“老师看来是会帮助卫国的。他的心中不会有任何怨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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