谏逐客书
先秦:李斯
臣闻吏议逐客,窃以为过矣。昔穆公求士,西取由余于戎①,东得百里奚于宛②,迎蹇叔于宋③,来丕豹、公孙支于晋④。此五子者,不产于秦⑤,而穆公用之,并国二十,遂霸西戎⑥。孝公用商鞅之法⑦,移风易俗,民以殷盛⑧,国以富强,百姓乐用,诸侯亲服,获楚、魏之师⑨,举地千里,至今治强。惠王用张仪之计⑩,拔三川之地11,西并巴蜀12,北收上郡13,南取汉中14,包九夷15,制鄢郢16,东据成皋之险17,割膏腴之壤,遂散六国之从18,使之西面事秦,功施到今19。昭王得范雎20,废穰侯21,逐华阳22,强公室,杜私门,蚕食诸侯23,使秦成帝业。此四君者,皆以客之功。由此观之,客何负于秦哉!向使四君却客而不内24,疏士而不用,是使国无富利之实,而秦无强大之名也。
今陛下致昆山之玉25,有随和之宝26,垂明月之珠27,服太阿之剑28,乘纤离之马29,建翠凤之旗30,树灵鼍之鼓31。此数宝者,秦不生一焉,而陛下说之32,何也?必秦国之所生然后可,则是夜光之璧,不饰朝廷;犀象之器33,不为玩好;郑、卫之女不充后宫34,而骏良駃騠不实外厩35,江南金锡不为用36,西蜀丹青不为采37。所以饰后宫,充下陈38,娱心意,说耳目者,必出于秦然后可,则是宛珠之簪39,傅玑之珥40,阿缟之衣41,锦绣之饰不进于前,而随俗雅化42,佳冶窈窕43,赵女不立于侧也44。夫击瓮叩缶弹筝搏髀45,而歌呼呜呜快耳者,真秦之声也;郑卫桑间、韶虞、武象者46,异国之乐也。今弃击瓮叩缶而就郑卫,退弹筝而取韶虞,若是者何也?快意当前,适观而已矣。今取人则不然。不问可否,不论曲直,非秦者去,为客者逐。然则是所重者在乎色乐珠玉,而所轻者在乎人民也。此非所以跨海内、制诸侯之术也。
臣闻地广者粟多,国大者人众,兵强则士勇。是以太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择细流48,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却众庶49,故能明其德。是以地无四方,民无异国,四时充美,鬼神降福,此五帝三王之所以无敌也50。今乃弃黔首以资敌国51,却宾客以业诸侯52,使天下之士退而不敢西向,裹足不入秦,此所谓“藉寇兵而赍盗粮”者也53。
夫物不产于秦,可宝者多;士不产于秦,而愿忠者众。今逐客以资敌国,损民以益雠54,内自虚而外树怨于诸侯55,求国无危,不可得也。[1]
注释译文
1.由余:原为晋国人,后入戎,戎王命他使秦。秦穆公见其贤以计招致,用其谋攻灭西戎众多小国,称霸西戎。戎:古代中原人多称西方少数部族为戎。此指秦国西北部的西戎。
2.百里奚:原为虞国大夫。晋灭虞被俘,后作为秦穆公夫人的陪嫁媵人之一送往秦国。逃亡到宛,被楚人所执。秦穆公用五张黑公羊皮赎出,用上大夫,故称“五羖大夫”。宛(yuān):楚国邑名,在今河南南阳。
3.蹇(jiǎn)叔:百里奚的好友,经百里奚推荐,秦穆公把他从宋国请来,委任为上大夫。宋:国名,或称“商”“殷”,子姓,始封君为商纣王庶兄微子启,西周初周公平定武庚叛乱后将商旧都周围地区封给微子启,都于商丘(今河南商丘县南)。
4.来:一说作“求”。丕豹:晋国大夫丕郑之子,丕郑被晋惠公杀死后,丕豹投奔秦国,秦穆公任为大夫。公孙支:“支”或作“枝”,字子桑,秦人,曾游晋,后返秦任大夫。晋:国名,姬姓,始封君为周成王之弟叔虞,建都于唐(今山西省翼城县西),约有今山西西南部之地。
5.产:生,出生。
6.并国二十,遂霸西戎:《史记·秦本纪》记载秦穆公“益国十二,开地千里,遂霸西戎”。这里的“二十”应当是约数。并,吞并。
7.孝公:即秦孝公。商鞅:卫国公族,氏公孙,亦称公孙鞅,初为魏相公叔痤家臣,公叔痤死后入秦,受到秦孝公重用,任左庶长、大良造,因功封于商(今陕西商州东南)十五邑,号称商君。
8.殷盛:指百姓众多而且富裕。殷,多,众多。
9.魏:国名,始封君魏文侯,系晋国大夫毕万后裔,于公元前403年与韩景侯、赵烈侯联合瓜分晋国,被周威烈王封为诸侯,建都安邑(今山西夏县西北)。
10.惠王:即秦惠王,名驷,秦孝公之子,公元前337年至前311年在位。于公元前325年称王。张仪:魏人,秦惠王时数次任秦相,鼓吹“连横”,游说各国诸侯事奉秦国,辅佐秦惠文君称王,封武信君。此句以下诸事,均为张仪之计,因为张仪曾经作为宰相,执掌秦国权柄,所以以下诸事均出于他的谋划。
11.三川之地:指黄河、雒水、伊水三川之地,在今河南西北部黄河以南的洛水、伊水流域。韩宣王在此设三川郡。公元前308年秦武王派兵攻取三川大县宜阳(今河南宜阳县西)。公元前249年秦灭东周,取得韩三川全郡,重设三川郡。
12.巴:国名,周武王灭商后被封为子国,称巴子国,在今四川东部、湖北西部一带。战国中期建都于巴(今重庆奉节)。公元前316年秦惠王派张仪、司马错等领兵攻灭巴国,在其地设置巴郡。蜀:国名,周武王时曾参加灭商的盟会,有今四川中部偏西地区。战国中期建都于成都(今属四川)。公元前316年秦惠文王派张仪、司马错等领兵灭蜀,在其地设置蜀郡。
13.上郡:郡名,原为魏地,今陕西榆林。魏文侯时置,辖境有今陕西洛河以东,黄河以西,东北到子长县、延安市一带。公元前328年,魏割上郡十五县给秦。公元前312年,又将整个上郡献秦。秦国于公元前304年于此设置上郡。
14.汉中:郡名,今陕西汉中。楚怀王时置,辖境有陕西东南和湖北西北的汉水流域。公元前312年,被秦将魏章领兵攻取,秦于此重置汉中郡。
15.包:这里有并吞的意思。九夷:此指楚国境内西北部的少数部族,在今陕西、湖北、四川三省交界地区。
16.鄢(yān):楚国别都,在今湖北宜城县东南。春秋时楚惠王曾都于此。郢(yǐng):楚国都城,在今湖北江陵市西北纪南城。公元前279年秦将白起攻取鄢,翌年又攻取郢。
17.成皋:邑名,在今河南荥阳县汜水镇,地势险要,是著名的军事重地。春秋时属郑国称虎牢,公元前375年韩国灭郑属韩,公元前249年被秦军攻取。
18.六国之从(zòng):六国合纵的同盟。六国,指韩、魏、燕、赵、齐、楚六国。从,通“纵”。
19.施(yì):蔓延,延续。
20.昭王:即秦昭王,名稷,一作侧或则,秦惠王之子,秦武王异母弟,公元前306年至前251年在位。范雎(jū):一作“范且”,亦称范叔,魏人,入秦后改名张禄,受到秦昭王信任,为秦相,对内力主废除外戚专权,对外采取远交近攻策略,封于应(今河南宝丰县西南),亦称应侯。
21.穰(rǎng)侯:即魏冉,楚人后裔,秦昭王母宣太后之异父弟,秦武王去世,拥立秦昭王,任将军,多次为相,受封于穰(今河南邓县),故称穰侯。
22.华阳:即华阳君芈戎,楚昭王母宣太后之同父弟,曾任将军等职,与魏冉同掌国政,先受封于华阳(今河南新郑县北),故称华阳君,后封于新城(今河南密县东南),故又称新城君。
23.蚕食:比喻像蚕吃桑叶那样逐渐吞食侵占。
24.向使:假使,倘若。内:同“纳”,接纳。
25.今陛下致昆山之玉:如今陛下得到了昆仑山的宝玉。陛下,对帝王的尊称。致,求得,收罗。昆山,即昆仑山。
26.随和之宝:即所谓“随侯珠”和“和氏璧”,传说中春秋时随侯所得的夜明珠和楚人卞和来得的美玉。
27.明月:宝珠名。
28.太阿(ē):亦称“泰阿”,宝剑名,相传为春秋著名工匠欧冶子、干将所铸。
29.纤离:骏马名。
30.翠凤之旗:用翠凤羽毛作为装饰的旗帜。
31.鼍(tuó):亦称扬子鳄,俗称猪婆龙,皮可蒙鼓。
32.说:通“悦”,喜悦,喜爱。
33.犀象之器:指用犀牛角和象牙制成的器具。
34.郑:国名,姬姓,始封君为周宣王弟友,公元前806年分封于郑(今陕西华县东)。卫:国名,姬姓,始封君为周武王弟康叔,初都朝歌(今河南淇县),后迁都楚丘(今河南滑县)、帝丘(今河南濮阳)。此时郑、卫已亡,郑、卫之女当指郑、卫故地的女子。后宫:嫔妃所居的宫室,也可用作嫔妃的代称。
35.駃(jué)騠(tí):骏马名。外厩(jiù):宫外的马圈。
36.江南:长江以南地区。此指长江以南的楚地,素以出产金、锡著名。
37.西蜀丹青:蜀地素以出产丹青矿石出名。丹,丹砂,可以制成红色颜料。青,靛青,可以制成青黑色颜料。采:彩色,彩绘。
38.充下陈:此泛指将财物、美女充实府库后宫。下陈,殿堂下陈放礼器、站立傧从的地方。
39.宛珠之簪:缀绕珍珠的发簪。宛,缠绕,或以“宛”为地名,指用宛(今河南南阳)地出产的珍珠所作装饰的发簪。
40.傅:附着,镶嵌。玑:不圆的珠子。此泛指珠子。珥(ěr):耳饰。
41.阿:细缯,一种轻细的丝织物。或以“阿”为地名,指齐国东阿(今属山东)。缟(gǎo):未经染色的绢。
42.随俗雅化:随合时俗而雅致不凡。
43.佳冶窈(yǎo)窕(tiǎo):妖冶美好的佳丽。佳,美好,美丽。冶,妖冶,艳丽。窈窕,美好的样子。
44.赵:国名,始封君赵烈侯,系晋国大夫赵衰后裔,于公元前403年与魏文侯、韩景侯联合瓜分晋国,被周威烈王封为诸侯,建都晋阳(今山西太原东南),有今山西中部、陕西东北角、河北西南部。公元前386年迁都邯郸(今属河北)。公元前222年被秦国所灭。古人多以燕、赵为出美女之地。
45.瓮(wèng):陶制的容器,古人用来打水。缶(fǒu):一种口小腹大的陶器。秦人将瓮、缶作为打击乐器。搏髀(bì):拍打大腿,以此掌握音乐唱歌的节奏。搏,击打,拍打。髀,大腿。
46.郑:指郑国故地的音乐。卫:指卫国故地的音乐。桑间:桑间为卫国濮水边上地名,在今河南濮阳县南,有男女聚会唱歌的风俗。此指桑间的音乐,即“桑间濮上之音”。昭:歌颂虞舜的舞乐。虞:按《史记会注考证校补》引南化本、枫山本、三条本等作“护”,当为歌颂商汤的舞乐。武:歌颂周武王的舞乐。象:歌颂周文王的舞乐。
47.太山:即泰山。太,一作“泰”。让:辞让,拒绝。
48.择:舍弃,抛弃。细流:小水。
49.却:推却,拒绝。
50.五帝:指黄帝、颛顼、帝喾、尧、舜。三王:指夏、商、周三代开国君主,即夏禹、商汤和周武王。
51.黔首:泛指百姓。无爵平民不能服冠,只能以黑巾裹头,故称黔首。秦始皇统一六国后正式称百姓为黔首。《史记·秦始皇本纪》载:二十六年,“更名民曰黔首”。资:资助,供给。
52.业:从业,从事,侍奉。
53.藉:借。赍(jī)盗粮:把武器粮食供给寇盗。赍,赠送,送给。
54.损民以益雠:减少本国的人口而增加敌国的人力。益,增益,增多。雠,通“仇”,仇敌。
55.外树怨于诸侯:指宾客被驱逐出外必投奔其它诸侯,从而构树新怨。
白话译文
臣听说官吏议论驱逐列国入秦的游说之士,私下认为这是错误的。从前穆公访求贤士,西面从西戎得到了由余,东面从宛地得到了百里奚,从宋国迎来了蹇叔,从晋国得来了丕豹、公孙支。这五位人物,不出生在秦国,但穆公重用他们,兼并了二十个诸侯国,于是称霸西戎。孝公采用商鞅的法令,移风易俗,人民因此富裕丰盛,国家因此富足强盛,百姓乐于效力,诸侯亲近顺服,俘获楚魏军队,攻占土地千里,国家至今安定强盛。惠王采用张仪计谋,攻克三川之地,西面兼并巴蜀,北面收受上郡,南面轻取汉中,统揽九夷之地,控制楚之鄢郢,东面占有成皋之险,割取肥美土地,六国联盟罢休,迫使西来侍奉秦国,功绩延续到今天。昭王得到范雎,废掉穰侯,放逐华阳君,加强国家权力,杜绝权豪之门,蚕食诸候国家,使秦国成就帝王之业。这四位国君,都是依靠客卿的功劳。由此看来,客卿有什么对不起秦国的呢?假使四位国君拒绝客卿而不接纳,疏远贤士而不重用,这会使秦国没有富庶之实和强大之名了。
如今陛下得到了昆仑山的美玉,拥有随侯珠、和氏璧这样的宝物,悬挂着夜间光如明月的宝珠,佩戴着太阿宝剑,骑着纤离骏马,立起用翠羽编成凤鸟形状所装饰的旗帜,架起用灵鼍皮蒙成的鼓。这些宝物,秦国不出产一样,而陛下却喜欢它,为什么呢?一定要秦国出产的东西才可以用,那么夜光璧不能装饰朝廷;犀角、象牙做的器物不能成为赏玩嗜好之物;郑国、卫国的女子不能充斥后宫;骏马驴骡不会充满外马房;江南的金器锡器不会被使用,西蜀的丹青不会作为绘画的颜料。所以装饰后宫、充塞堂下、娱乐心情、好听好看的东西,一定要秦国出产的才可以,那么宛地珍珠装饰的头簪、附着珠玑的耳饰、东阿丝绸做成的衣服、织锦刺绣的饰品不会进献到您的面前;而化俗为雅、宁静美丽的赵国女子不会站在您的身边。那敲打着瓦器、弹着秦筝、拍着大腿呜呜唱歌呼叫而悦耳的,才是真正的秦国音乐。《郑》《卫》《桑间》《韶虞》《武象》这类乐曲,都是别国的音乐。现在抛弃了敲击瓦器而接受《郑》《卫》之音,屏退弹筝而求取《韶虞》,这样做是为什么呢?为了舒适称心于眼前,适合观赏罢了。如今选取人才则不然,不问可用不可用,不论是非曲直,不是秦国人都得离去,是客卿的一律驱逐。这样看来,所重视的是美色、音乐、珍珠、玉器,而所轻视的是人民。这不是用来据有天下、控制诸侯的策略。
臣听说地域辽阔粮食就多,国家广大人口就多,军队强大士兵就勇敢。因此泰山不拒绝泥土,所以形成了它的高大;河海不挑拣细流,所以成就了它的深广;帝王不拒绝众多的百姓,所以能使他的功德昭著。因此,地域不论东西南北,百姓不论异国他乡,一年四季充实美好,鬼神降恩赐福,这就是五帝三王之所以无敌的原因。现在却抛弃百姓以帮助敌国,拒绝宾客去为诸侯成就功业,让天下的贤士退却而不敢向西而来,裹足不前进入秦国,这就是所谓“借给敌人武器,送给盗贼粮食”。
东西不是秦国出产的,可珍贵之物很多;贤士不是秦国出生的,而愿效忠的很多。如今驱逐客卿去帮助敌国,减少人民而对仇敌有益,使自己内部空虚而外部又跟诸侯结怨,要想国家没有危险,那是不可能的。[1]
谏逐客书赏析
《谏逐客书》是李斯给秦王的一个奏章。这件事是在秦王赢政十年。秦国宗室贵族借韩国派水工修灌溉渠,阴谋消耗秦的国力,谏秦皇下令驱逐一切客卿。秦王读了李斯这一奏章,取消了逐客令。可见本文说服力之强。
作者先谈历史,以穆公、孝公、惠王、昭王四位国君召士纳贤为例,强调重用客卿之重要。接着再谈现实,作者列举秦王的爱好,诸如昆山之玉,随和之宝,明月之珠,以及所佩太阿剑,所乘之纤离之马等等,都是来自诸侯各国。
实效性
首先是《谏逐客书》具有明显的实效性。实效,就是要讲求实用,注重效果,这就涉及到公文的目的及功能。公文不像艺文那样,优游浸渍,潜移默化,以美感人,公文乃是“政事之先务”,它的目的是为了完成特定的公务,它的功能是可以解决实际的问题。从本质上说公文是一种实用性程式性的文书,以此区别于一般的文章或文学作品。公文所产生的客观效果是衡量公文实用性大小的一个重要尺度。所以公文撰制时必须事先预计效果,办理时讲究效率,客观上注重功效。徐望之《公牍通论》指出:“事前体察周详,令出务求实效。”这说的是下行公文。上行公文也要做到“下情不壅于上闻,谋事惟期其必达”。一篇公文,如果实用性不大,效果不显著,就很难说是上乘之作。因此,实效性显著,应是好公文的重要条件。以此看来《,谏逐客书》正是具有实效性显著的特点。这篇公文最成功之处就在于,该文一上秦王,就达到预期的目的,收到满意的效果。司马迁在《李斯列传》中曾这样叙述过李斯上书的前因后果:“秦王拜斯为客卿。会韩人郑国来间秦,以作注溉渠,已而觉。秦宗室大臣皆言秦王曰:‘诸侯人来事秦者,大抵为其主游间于秦耳。请一切逐客。’李斯议亦在逐中。斯乃上书曰:“秦王乃除逐客之令,复李斯官,卒用其计谋。”当时秦王的逐客令已下,李斯也在被逐之列,而凭此上书,竟能使秦王收回成命,由逐客变为留客、用客、重客,这就不能不承认《谏逐客书》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公文的实效性在这里得到了最充分的体现。
论断典范
其次,《谏逐客书》在“对事的论断”方面堪称典范。笔者以为“对事的论断”应视为公文的一个重要特征。事是公文的内容,论断是对公文内容的表达方式。“对事的论断”体现了公文的内容与形式的统一。显然,公文须有事,刘勰所说“言事于主”、“指事造实”,徐望之所说“谋事惟期其必达”、“尚实事不尚虚文”,都指出公文的内容就是事,因为公文就是办实事的。但是公文在表达事时,不必对其来龙去脉进行具体的叙述,往往是高度概括,或者点到为止。公文对于事,主要是用“论断”的方法。正如《公牍通论》所述,“陈言论事”、“公文本质,重论断”。论断是个合成词,包含论和断两个方面。断,判断、决断之谓,对事的是非、得失、功过等表示肯定或否定的态度,对事的实施提出一定的办法。论是论事理,要受文者承办事务,必须把事理论说明白。简言之,断就是要办什么事,论就是办这事的理由。论是断的前提,如果不把事理论清说透,断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缺乏说服力。在古代公文中,由于文种不同,对事论断的情况也有差别,如下行的君命文种,比较偏重于断,凡戒敕、废立、告谕、政令等,都显示独断的至高权威,而上行文种的章、奏、表、议等则较侧重于论(当然也应有断),凡谏说、劝请、陈乞、弹劾、执异等,本身就需要有充分的理由,不论说何以达其目的。况且上奏文种面对的是国君这个特殊对象,更要情至理足。《谏逐客书》在这一点上,具有非常鲜明的特色。全文的断就是开头一句话:“臣闻吏议逐客,窃以为过矣。”希望通过这一判断成立,使秦王接受,并收回成命,不要逐。为此在下文展开了有力的论说。开头这一断语的
特点是,在客卿已被逐的紧急情势下(《史记集解·新序》:“斯在逐中,道上上谏书。”),用非常警醒而委婉的言辞开宗明义,起句发意振聋发聩。本文尤具特色的更在其论的部分,对事理的论说充分深刻,令人信服。这里有必要指出两点,其一是用重笔浓墨,铺张排比,列举事例。如文中铺排了四君用客的大量事实,铺陈了秦王所喜爱的大量生活享用,由于事例充实,铺垫充足,加强了与下文的对比,因而得出的结论极其有力。而这些事例都有所依傍,且经过精心选择,因而显得可靠典型。从铺排的技巧来说,排比句接踵联翩,文意饱满,文气流畅,文势充沛,极有感染力。其二,在论证上的特点是正反并反复对比,层层深化。如在论证的首层,四君用客(实笔) 与“却客不内”(虚笔) 的对比,首层四君用客与次层秦王轻客的对比,次层重物与轻人的对比,处处在对比之中显示逐客之谬误。全文在逻辑关系上是步步推进,层层深化。时间上由远到近,推移有序:先言古代,次论现实,再次言及未来。在言及逐客的危害时,程度上由轻到重,步步升级:先说如果没有客卿,秦国就不会“富利”和“强大”;接着说“非秦者去,为客者逐”,“此非所以跨海内、制诸侯之术”,直接落到统一天下这个关键问题,比上层更切近要害;再说弃
黔首、却宾客,是所谓“藉寇兵而赍盗粮”,资助了敌人削弱了自己,对秦国的不利更严重些;最后指出“今逐客以资敌国、损民以益仇,内自虚而外树怨于诸侯,求国无危,不可得也。”不仅不能统一天下,而且有亡国的危险,把逐客的危害引申到极点。这种由轻到重、步步推进的说理过程,避免一开始就突兀冲撞,造成相反结果,它符合人的心理接受规律。
针对性
再者《,谏逐客书》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公文的针对性一方面是指每件公文都是针对某一具体的事务而发,另方面也指公文具有比较具体的的受文对象,受文者具有确定性。周知性的公文读者面较宽,但也有一定的范围;下行文受文的面相对说要窄一些,在现代的公文中有的还规定了阅读传达范围;上行文一般是给一个上级机关,受文对象很具体。古代的上奏文种是专门给君主的,对象最明确。公文写作时都视受文者的不同情况进行斟酌,有的放矢。《谏逐客书》的针对性,从内容上来说,是对着逐客这事而发,全文紧紧扣住逐客以论说其错误。文章这样处理很高明,因这逐客的起因是韩国人郑国劝秦王修筑一条灌溉渠,其目的是企图以浩大的工程耗费秦国的财力,使之不能对外用兵,如果就此事进行辩解,显然是没有道理的。李斯避开这个起因不谈,只抓住逐客对秦不利来论说,完全从秦国的利益着眼,这就容易使秦王接受。另外,李斯当时也无辜受牵连,但他在上书中片言不涉及自己,这样完全符合公文的本质要求,徐望之说:“公文本质之可贵,贵在一字一句皆从民生国计上着想。”针对逐客对秦不利来论说,正是从国计民生着想的体现。
《谏逐客书》的针对性,还表现在针对特定的受文者来采取谏说的策略。李斯上书是给秦王政这个具体的人看的,如果不熟悉这个人,不揣摩这个人的愿望、想法,不去迎合他的心理需求,那就很容易碰壁。对这个问题,刘勰有中肯的评价:“烦(顺) 情入机动言中务,虽批逆鳞而功成计合,此上出之喜说者也。”顺着秦王的感情、心理,引到统一六国的关键问题,符合主要任务的需要。当时秦王的最大欲望是兼并天下,凡是违反这一欲望,就难以立足,凡是利于达到这一欲望,就容易被接受。李斯紧紧抓住秦王的这一心理,把秦国的霸业作为整篇谏书的灵魂,贯串始终。在论说的首层以秦王政的祖先重用客卿造成“霸西戎”、“治强”、“散六国之从”、“蚕食诸侯”、“使秦成帝业”等成就去耸动秦王;在论说的次层则把用客卿提到“跨海内,制诸侯之术”的高度;再接着以古代五帝三王“不却众庶”无敌天下去打动秦王。总之,每个层次都反复论述这样一个根本的利害关系:纳客就能统一天下,逐客就有亡国危险。以利劝之,以害怵之,这就紧紧抓住了秦王的心,深深击中其要害,使秦王顺理成章地接纳其意见,并收回逐客令,达到了上书的目的。
以上论述了《谏逐客书》是如何有针对性地、成功地对逐客之事加以论断,使该公文收到了显著的实效。实效性、针对性、对事加以论断,这三个特征在文中体现最为突出。当然,该文还有个别其他的公文特征,像当时李斯已在被逐之中,写这篇上书必须十分注意时效,除了“道上上谏书”急就此文之外,在写法上开头单刀直入,指出逐客之错,使秦王为之震动。可见首句发意、开门见山,既为当时紧急情势决定,也是公文时效性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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