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刺客列传解析

司马迁在《史记》的末尾说：“扶义俶傥，不令己失时，立功名於天下，作七十列传。”这说出了作者为历史人物写传记的原则，要求传主或者能匡扶正义，或者能立功于当时，或者能传名于后世。在《史记》的列传里，既有位极人臣的范睢和李斯，也有守道不仕的颜回和庄子；既有武功盖世的蒙恬与韩信，又有文章妙绝的屈原和贾生；既有传说中的伯夷叔齐，又有太史公曾与之交游的李陵和孔安国。

其中，《刺客列传》是一篇很耐人寻味的传记。这篇列传写到了曹沫、专诸、豫让、聂政和荆轲五名刺客，时间跨度很大，从春秋前期的曹沫到战国后期的荆轲，间隔了差不多五百年。这篇列传被安放在《吕不韦列传》和《李斯列传》的中间，可知太史公本意上要写的其实是《荆轲列传》，因为只有荆轲正好生活在吕不韦与李斯之间。因事类相似，才往前追叙了曹沫等人的事迹，实际上荆轲才是整篇传记的灵魂人物，而太史公肯为荆轲写传记，其中有着深层的原因。

荆轲刺秦王

《刺客列传》的内容并不完全真实

在司马迁写的《刺客列传》中，曹沫的事迹不可信、专诸的名字存疑、豫让的行为有争议、而聂政与荆轲则寄托了太史公的私人情感在其中。

曹沫劫持齐桓公之事不见于《春秋》、《左传》与《国语》，对于那年发生的事，《春秋》只写作“冬，公会齐侯，盟于柯。”《左传》则补充说：“冬，盟于柯，始及齐平也。”仅寥寥数笔而已。《刺客列传》则对这次盟会的内容进行详细叙述，文中说鲁庄公与齐桓公会盟于柯，前者准备向后者割地求和。鲁将曹沫突然手持匕首劫持了齐桓公，威胁他归还侵地。危急之下，齐桓公被迫答应了他的请求。曹沫这才放下匕首，重新下坛回到群臣站立的地方，他颜色不变、谈笑自若。会盟结束后，齐桓公想要背弃诺言，不肯还地，最终因管仲劝阻而作罢。于是曹沫通过铤而走险的做法，成功收复了鲁国的失地。

曹沫以下犯上，以大夫的身份劫持公侯，这并不符合周朝的价值观，用《左传》的话说就是“非礼也”。然而司马迁却赞扬这种劫持要盟的做法，认为曹沫为国家出了力。他的评价是否正确姑且不论，从事实方面来看，《刺客列传》的记载是不可靠的。

曹沫劫桓公

在《史记》之前，关于齐桓公被劫持之事散见于《管子》、《吕氏春秋》和《荀子》等书。《管子•大匡》里说齐桓公不听管仲之劝，悍然发动侵略鲁国的战争，迫使鲁庄公答应割地求和，双方约定会盟于柯。鲁人请求会盟的时候双方都不佩带兵器，齐桓公答应了。管仲警告齐桓公说：“曹刿之为人也，坚强以忌，不可以约取也。”桓公不听。结果在会盟时，鲁庄公与曹刿偷偷携带兵器登坛而上，《管子》写道：

“（鲁）庄公抽剑其怀……左揕（齐）桓公，右自承曰：‘均之死也，戮死于君前。’管仲走君，曹刿抽剑当两阶之间，曰：‘二君将改图，无有进者！’管仲曰：‘君与地，以汶为竟。’（齐）桓公许诺，以汶为竟而归。”

可见真正劫持齐桓公的人应是鲁庄公，后者才是刺客。而所谓的曹沫其实应是说出“肉食者鄙”的那个曹刿。《吕氏春秋•贵信》中的记载与《管子》基本相同，只是把曹刿写作曹翙，里面补充说在会盟之前，曹翙对鲁庄公说：“听臣之言，国必广大，身必安乐”，可见劫持齐桓公的阴谋是曹翙策划的。《吕氏春秋》又写道“庄公与曹翙皆怀剑至于坛上，庄公左搏桓公，右抽剑以自承”，由此可知劫持齐桓公的人确实是与他距离最近的鲁庄公，而作为主谋的曹翙在执行计划时只是起了掩护的作用。所以《荀子•王制篇》才说：“桓公劫于鲁庄”，而非“劫于曹翙”。

这个故事在《公羊传》之中变得模糊了，里面只说：“庄公升坛，曹子手剑而从之。”没具体叙述究竟是谁劫持了齐桓公，而且曹刿或曹翙也被写成了模糊的“曹子”。到了汉朝，在《刺客列传》中，司马迁把“曹子”说成是曹沫，然后把劫持齐桓公的人从鲁庄公改成了曹沫，与《管子》、《吕氏春秋》和《荀子》相矛盾，存在孤证不立的问题，所以《刺客列传》的说法并不可信。

鲁庄公才是真正的刺客

豫让的刺杀行为是否可取？

第二名刺客专诸在《左传》中被称为“鱄设诸”，关于他的事迹《刺客列传》皆本于《左传》，故而比较可信。

第三名刺客是豫让，在《吕氏春秋》中就多次将他视为知恩图报之人，《不侵篇》说：“贤主必知士，故士尽力竭智，直言交争，而不辞其患。豫让、公孙弘是矣。”《刺客列传》中关于豫让的事迹取材自《吕氏春秋》里的《不侵》、《序意》和《恃君》，其中《恃君》写到豫让与其妻交谈时，直接称呼赵襄子的谥号，当时襄子还在人世，豫让不可能这么称呼他。《刺客列传》在抄录这段内容时未能改正。

司马迁在《刺客列传》中延续了《吕氏春秋》对豫让的评价，把他视为一个为知己而死的忠臣。豫让虽然没有完成自杀的任务，但他的心愿已经实现、志向得以表明，受到赵国志士的尊重与同情。

但是，韩非子对豫让的做法却不以为然，他在《奸劫杀臣》中说豫让不能像管仲、商鞅那样使人主明法术度数，也不能领御众人以安其国。在智伯骄奢的时候，豫让不出言劝谏，令其改正错误；当三晋反攻知伯之时，豫让又没有领兵御敌，战死疆场。等智伯被赵襄子杀害、用其头颅来当尿壶之后，豫让才感叹“士为知己者死，女为说己者容”，为此不惜牺牲自己的性命也要为智伯报仇。然而智伯早已死去，即使刺杀成功也无济于事，故而韩非子曰：

“（豫让）虽有残刑杀身以为人主之名，而实无益于智伯若秋毫之末。此吾之所下也，而世主以为忠而高之。”

豫让是无用的忠臣

聂政与荆轲寄托太史公的个人情感

司马迁写《刺客列传》的目的实际上就是为了给荆轲写传记，而在荆轲之前有一个人的事迹与其非常相似，那就是聂政。

聂政因得到严仲子的礼待，感于知遇之恩，想帮他报仇，因老母尚在，故而接连推迟刺杀行动。待老母亡故之后，聂政才感叹说自己只是市井之人，严仲子贵为卿相，却不惜重金厚结于我，如今老母已故，自己再无牵挂，以后将“为知己者用”。于是聂政仗剑独行，径直杀入相府，上阶刺死了侠累。在刺杀成功后，为了不连累自己的姐姐，聂政就自决皮面，屠肠出肚而死。

与聂政相似，荆轲也是市井之人，燕太子丹却将其尊为上卿，车骑美女恣其所欲，只求荆轲能入关刺秦，保卫燕国社稷。荆轲自知这是个有去无回的任务，故而拖延了两年，直到秦已灭赵，兵临燕境，他才从易水出发刺秦。与聂政相反，荆轲并没有完成刺杀的使命，他本想效仿鲁庄公与曹刿，通过劫持秦王来迫使其归还侵地，结果却不慎令其逃脱，而且还被秦王抽剑反杀。但太史公不以成败论英雄，他在听公孙季功讲完荆轲的故事后，感叹说：“自曹沫至荆轲五人，此其义或成或不成，然其立意较然，不欺其志，名垂后世，岂妄也哉！”认为五名刺客中，曹沫、专诸与聂政刺杀成功，豫让、荆轲刺杀失败，但他们都能“不欺其志，名垂后世”；特别是聂政与荆轲，虽然一成一败，但他们都是为知己而死，这种朋友之义令太史公非常感动。

司马迁为什么要给刺客单独列传？

在《刺客列传》的末尾，太史公又写了第六名刺客的刺杀行动，此人名叫高渐离，是荆轲的朋友。高渐离常跟荆轲饮酒于市集，他们一个击筑奏乐，另一个高声放歌，颇有高山流水之意。在荆轲被杀后，他昔日的好友皆做鸟兽散，只有高渐离变更姓名，以击筑而闻于秦始皇。秦始皇知道高渐离与荆轲的关系，但还是赦免了他，只是弄瞎其双眼，仍令他在身边击筑奏乐。高渐离本已能享受荣华富贵，但他为了朋友之义，依然选择为荆轲报仇，有一次他把铅块藏在筑中，趁奏乐的时候，把筑砸向秦始皇，不幸未能砸中，高渐离也因这次刺杀失败而被杀死。

这第六名刺客的事迹更加流露出太史公撰写《刺客列传》的原因，原来他在这篇列传里寄托了自己的情感，通过记载刺客们的事迹来歌颂“士为知己者死”的朋友之义。在《报任安书》里，司马迁就强调“士为知己用，女为说己容”的信念，他说自己与李陵虽然同出于门下，然而“素非相善也”，彼此之间也是“趣舍异路”，并非同党，从未一起畅饮狂欢过。自己为李陵求情只是出于忠心主上，仗义执言，并非结党营私。结果反而被污蔑为帮李陵游说脱罪，为此身陷囹圄。

在遭遇牢狱之灾后，司马迁感受到了人情冷暖的现实，朋友们纷纷与他切割、急着划清界限，当时的情况真是“财赂不足以自赎，交游莫救，左右亲近不为壹言”，使他只能以囚犯的身份面对虎狼一样的酷吏，最终遭受最严重、最耻辱的宫刑，“为天下视笑”。

因此，太史公在对比古人的朋友之义与现今世态炎凉的情况之后，怀着悲愤的心情写下了《刺客列传》，歌颂那些被人们轻视、辱骂和诽谤的刺客。在太史公看来，刺客尚且懂得“士为知己者死”，而那些道貌岸然的伪君子们却连刺客都不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