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7章

他们站在门口，不敢进去，因为他们满身尘土，实在太脏。谢尔格-列瓦肖夫好久没有刮过脸，穿着又像司机、又像装配工人的衣服；奥丽雅和妮娜两个姑娘的体格都很结实，只是妮娜略微胖些，两人的脸都是古铜色的，深色的头发上仿佛敷着一层尘土，两人都穿着同样的深色衣服，肩后背着背包。

这是伊凡卓娃家堂姊妹，因为她们的姓同五一村的伊凡尼兴娜两姊妹——李丽亚和东妮亚——相象，所以常被弄错，甚至有过这样的说法：“如果你看到伊凡卓娃家两姊妹里有一个是白白的，那么这两姊妹就是伊凡尼兴娜家的。”（因为李丽亚-伊凡尼兴娜的皮肤是白白的。战争一开始她就到前线去做军医医士，后来渺无音讯。）

奥丽雅和妮娜-伊凡卓娃的家住在离谢夫卓夫家不远的一所标准式房屋里，她们的父亲们和谢夫卓夫在同一个矿井里工作。

“我亲爱的！你们是从哪儿来的？”刘勃卡拍着她的雪白的手问；她推测伊凡卓娃姊妹是从新切尔卡斯克回来的，因为姐姐奥丽雅在那边的工业大学念书。但奇怪的是，谢尔格怎么会跑到新切尔卡斯克的呢。

“我们已经不在原来的地方了，”奥丽雅谨慎地说，她微微撇了撇干裂的嘴唇笑了一笑，她整个的脸以及满是尘土的眉毛和睫毛似乎都皱成一团。“你知不知道，我们家有没有德国人？”她问的时候，眼睛迅速地打量着房间。这是她在流浪时期养成的习惯。

“住过，像我们这里一样。今天早上走了。”刘勃卡说。

奥丽雅看到墙上的印着希特勒肖像的明信片，她的鼻子和眼睛歪扭得更厉害，做出一副又像嘲笑、又像蔑视的怪相。

“为了保险吗？”

“让它挂着吧。”刘勃卡说，“你们大概要吃点东西吧？”

“不，如果家里没有德国人，我们就回家去。”

“就是有德国人，你们又怕什么？有许多被德国人赶到顿河或者顿涅茨河的人，现在都在陆续回家……要不你们就直说——到新切尔卡斯克走亲戚去了，现在才回家。”刘勃卡很快地说。

“我们并不怕。我们会这么说的。”奥丽雅谨慎地回答着。

她们谈话的时候，妹妹妮娜不作一声，她的大眼睛带着挑战的神情一会儿移到刘勃卡身上，一会儿移到奥丽雅身上。谢尔格把晒得发白的背包扔在地上，把手背在背后，倚着炉子站着，眼睛里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笑意观察着刘勃卡。

“不，他们不是在新切尔卡斯克。”刘勃卡暗忖。

伊凡卓娃姊妹走了。刘勃卡取下遮在窗上的被子，吹熄吊在桌上的矿灯。房间里的一切——窗子、家具、人脸——

都成了灰色的。

“你要洗脸吗？”

“你知不知道，我们家有没有德国人？”谢尔格问，这时她很快地到门道里去了一趟又跑了回来，拿来了一桶水、一个脸盆、一个漱口杯和一块肥皂。

“我不知道。这一批走了，那一批又来了。你把你的制服脱了吧，别不好意思！”

他脏得要命，水从他的胳臂上和脸上流到盆里，已经完全成了黑的。但是看到他的粗大有力的手，看到他用有力的、男性的动作在手上擦肥皂，又用手捧着水冲洗，刘勃卡感到很愉快。他的脖子晒得黧黑，耳朵大而好看，嘴的轮廓既漂亮又带有英勇的气概。两道眉毛并没连在一块，它们在靠鼻梁的地方生得比较密，连鼻梁上也长着毛，但是眉梢却比较细而稀，微微弓起，额头有几道深深的皱纹。看他用这双大手洗着脸，偶然向她投来一瞥，对她微笑，她也感到很愉快。

“你是在哪儿碰上伊凡卓娃姊妹的？”她问。

他把水撩在脸上，鼻子呼哧呼哧地响着，一句话也不说。

“你既然来找我，就表示你是信得过我。你现在又犹豫些什么？我们就像是一棵树上的两片叶子。”她温柔地小声说。

“给我一块手巾，谢谢你。”他说。

刘勃卡沉默起来，不再问他别的。她的蓝眼睛里露出了冷冷的表情。但是她照旧招呼谢尔格，她点起煤油炉，放上水壶，给客人端来吃的东西，倒了一小杯伏特加。

“这我已经有好几个月没有尝过了。”他对她微笑着说。

他喝干了酒，就狼吞虎咽地吃起来。

天已经蒙蒙亮。透过灰色的薄雾，东方的玫瑰色愈来愈鲜明，而且已经有些泛出金光。

“没想到会在这里碰见你。我是来瞎碰的，哪知道居然碰上了……”他慢吞吞地自言自语说。

他的话里似乎含有疑问：跟他一同在无线电报务员训练班学习的刘勃卡，怎么会待在家里。但是刘勃卡并不打破这个闷葫芦。她感到生气的是，谢尔格过去知道她的脾气，一定以为她这个喜怒无常的小姑娘是在使性子，其实她很痛苦，非常伤心。

“你总不是一个人在这里吧？你的爸爸、妈妈在什么地方？”他问道。

“你管他们在什么地方呢！”她冷冷地回答。

“出什么事了吗？”

“吃吧，吃吧。”她说。

他对她望了一会，然后又斟了一小杯酒，喝了之后，又继续吃，但是已经不开口了。

“谢谢你。”他吃完了，用袖子擦擦嘴，说道。她发觉，他在流浪期间变得粗野了，但是使她感到伤心的并不是这种粗野，而是他对她的不信任。

“你们这里大概没有烟吧？”他问。

“有……”她走到厨房里，给他拿来家里种的烟叶。她父亲每年种几畦烟叶，一年收几次，晒干后，要抽的时候就用剃刀把它切碎，装上一烟斗。

他们俩，浑身被烟笼罩着的谢尔格和刘勃卡，默默坐在桌旁。刘勃卡出来之后母亲单独待着的那个房间里，仍然是静悄悄的。但是刘勃卡知道母亲没有睡着，她还在哭。

“我看得出，你们家有伤心的事。我从你脸上看得出来。你从来不是这样的。”谢尔格慢腾腾地说。他的目光里充满亲切、温柔的表情，这在他那有些粗犷的漂亮的脸上是出人意外的。

“现在大家都有伤心的事。”刘勃卡说。

“要是你知道，在这一段时间里我看见了多少血啊！”谢尔格非常沉痛地说，他全身都被一团团的烟雾笼罩着。“用降落伞把我们空投到斯大林诺州……那时候有那么多的人被捕，所以我们甚至奇怪，我们的接头地点怎么居然会没有出事。人们被捕倒并不是因为有人出卖，而是因为德国人撒下了那样的密网，不管你有罪没罪一抓就是几千，显然，谁要是有一丝儿嫌疑，就会落到那个网里去……矿井的井筒里都塞满了尸体！”谢尔格激动地说。“我们是单独工作，但是保持着联系，可是到后来连一点线索都找不到了。我的搭档被打断胳臂，割掉舌头，要不是我在斯大林诺的街上偶然碰到妮娜，接到撤退的命令，说不定我也完蛋了。斯大林诺州委会还设在我们克拉斯诺顿的时候，她和奥丽迦就做联络员，——她们这已经是第二次到斯大林诺了。正巧这时候知道德国人已经到了顿河的消息。她们明白，派她们前来的那些人已经不在克拉斯诺顿了……我按照命令把发报机交给了地下州委的无线电报务员，我们就决定一同回家，所以我们就回来了……我真替你担心死了！”突然从他的心坎里涌出了这句话。“要是你也像我们一样被空投到敌后，而且又剩下你一个人，那可怎么办呢？要不就是出事被捕，德国人在什么地方的刑讯室里折磨着你的和灵魂，”他克制着自己，轻声地说，他的目光已经不是带着亲切、温柔的神情，而是无比热情地透入她的心灵了。

“谢辽查！”她说，“谢辽查！”说着就把覆着金发的头伏在手上。

他用他的血管膨胀的大手小心地摸了摸她的头和胳臂。

“他们让我留在这里，——你自己懂得是为了什么……吩咐我等候命令，可是眼看就要一个月了，人也不来，消息也没有。”刘勃卡没有抬起头来，轻轻地说。“德官好像苍蝇见了蜜那样纠缠不休。我有生以来是第一次假装成不是我原来的样子，天晓得我在搞些什么鬼名堂，一直要东躲西闪，真别扭，自己为自己伤心。昨天有人疏散不成回来，说我父亲在德国人空袭顿涅茨河的时候被炸死了。”刘勃卡咬着自己的鲜红的嘴唇说。

太阳升到草原上空，耀眼的阳光照在覆着露珠的耐火瓦屋顶上又反射过来。刘勃卡猛地抬起头来，抖了抖发卷。

“你该走了。你打算怎样生活？”

“跟你一样。你自己刚说过：我们是一棵树上的两片叶子。”谢尔格带着笑说。

刘勃卡送谢尔格穿过院子从后门出去。她很快把自己收拾一下，不过尽量穿着得朴素些：她要到“鸽房”去找康德拉多维奇老头。

她出去得正是时候。有人拚命敲她们家的门。她们的房子靠近伏罗希洛夫格勒公路，这是德国人敲门借宿。

瓦尔柯在干草棚里挨了一整天的饿，因为不能进去看他。到夜里，刘勃卡才从母亲房里爬窗出来，把安德烈叔叔带到“干草场”，康德拉多维奇约他到那边一个熟识的、为人可靠的寡妇家里会面。

在这里，瓦尔柯才得知康德拉多维奇跟舒尔迦见面的全部经过。瓦尔柯跟舒尔迦是同乡，都是克拉斯诺顿人。他在年轻时代就认识舒尔迦，近年来因为州里的工作对他也了解。所以现在瓦尔柯毫不怀疑，舒尔迦就是留在克拉斯诺顿做地下工作的人员之一。问题是怎么去找他呢？

“那就是说，他不信任你吗？”瓦尔柯带着有些粗鲁的冷笑向康德拉多维奇问道。“真笨！”他不明白舒尔迦为什么要这样做。“别的做地下工作的你不知道吗？”

“不知道……”

“你的儿子怎么样啦？”瓦尔柯阴郁地霎了霎眼。

“谁知道他，”康德拉多维奇垂下眼皮。“我开门见山地问过他：‘你要去给德国人做事吗？你老老实实对你老子说，好让我知道你会干出什么事来。’可是他说：‘我又不是个傻瓜，会去给他们做事！就这样我也可以混下去！……’”

“一听就知道，他是个机灵人，不像父亲，”瓦尔柯冷笑了一声。“可是你得利用这一点。你应该到处去大事宣传，说他在苏维埃政权下曾受过审讯。这样对他既有利，你借此也可以落个清静，省得德国人来找麻烦。”

“唉，安德烈叔叔，我想不到你会拿这样的笑话来教导我！”康德拉多维奇的低沉的声音里含着愠意说。

“唉，老兄，亏你还是个上年纪的人，你想保持着清白的名声去战胜德国人吗！……你有没有去上工？”

“还有什么工作？矿井都炸掉了！”

“唔，那你没有到工作的地方去报到？”

“我有些不明白你的意思，井长同志……”康德拉多维奇甚至惶惑起来，因为瓦尔柯所说的，跟他康德拉多维奇打算在德国人统治下生活的计划是背道而驰的。

“那就是说，你没有去。可是你得去，”瓦尔柯镇静地说。

“工作可以有各种不同的方式。对我们重要的是保存自己人。”

瓦尔柯这一夜就留在这个寡妇家里，但是第二夜他又换了住处。他的新住处只有瓦尔柯无限信任的康德拉多维奇一个人知道。

瓦尔柯靠着康德拉多维奇和刘勃卡，还有刘勃卡推荐给他的谢尔格和伊凡卓娃姊妹的帮助，花了几天的工夫探听出德国人在城里着手进行的工作，还跟留在城里的某几个党员以及他熟悉的非党人士建立起联系。但是他仍然不能发现舒尔迦或者别的留下来做地下工作的人。他觉得，能使他和州里的地下组织建立联系的唯一线索是刘勃卡。但是根据刘勃卡的性格和她的举动看来，瓦尔柯猜测她大概是个侦察员。时机不成熟，她决不会向他露出一点口风。他决定单独行动，希望所有通往一个终点的道路迟早能够汇合起来。于是他派刘勃卡去找奥列格，现在奥列格对他能有用处了。

“我可—可以亲自去见见安德烈叔叔吗？”奥列格问，竭力不露出他的激动。

“不，亲自去看他不行。”刘勃卡带着神秘的微笑说，“说实在的，我们的问题是恋爱问题啊……妮诺奇卡，过来，认识一下这个年轻人！”

奥列格和妮娜尴尬地互相握了手，两人都有些窘。

“不要紧，你们彼此很快就会搞熟。”刘勃卡说，“我现在就要离开你们，你们挽着手到什么地方去溜达溜达，开诚布公地谈一谈，你们打算怎样生活……希望你们玩得快活！”她说完之后，把充满狡猾神情的眼睛闪了一闪，鲜艳的连衣裙一飘，就轻盈地走出了柴房。

他们面对面站着：奥列格是慌张而窘迫，妮娜的脸上带着挑战的神气。

“我们不能待在这里，”她有点勉强地、但是平静地说，“我们还是出去走走吧，你最好挽住我的胳臂……”

在院子里踱来踱去的柯里亚舅舅，看见外甥挽着这个陌生姑娘从院子里走出去，他的一向沉着的脸上不禁露出极度的惊讶。

奥列格和妮娜都还非常年轻和缺乏经验，他们久久都无法摆脱忸怩不安的感觉。他们每次互相触碰一下就会窘得说不出话来。他们觉得，相互挽着的胳臂就像是一块烧红的铁。

根据昨天大伙谈妥的计划，奥列格应当去侦察公园通公园街的那一面，所以他带妮娜顺着这条路线走。公园街上和公园附近的每一幢房子里几乎都住着德国人。但是他们一出门，妮娜马上就谈起正经事来。她说话的声音是轻轻的，仿佛是在说什么知心话：

“你不能去见安德烈叔叔，你可以跟我保持联系……你别因为这个生气，我也从来没有见过他……安德烈叔叔希望知道，你们里面有没有这样的青年，他能探听出我们的人有哪些被关在德国人的监狱里……”

“有一个青年，非常机灵大胆，他已经着手干了。”奥列格赶紧说。

“安德烈叔叔要你把你知道的一切都告诉我……不管是关于自己人的还是关于德国人的。”

奥列格把谢辽萨告诉他的关于被福明出卖给德国人的那个地下工作者的话、沃洛佳夜里通知他的事、以及万尼亚说的地下工作者正在寻找瓦尔柯等等的话，都告诉了她。他还立刻把若拉的地址给了妮娜。

“安德烈叔叔可以放心大胆地把自己的住处告诉他。而且他也认识若拉！这样，若拉就可以通过沃洛佳把一切传达给有关方面……在—在我们说话的时候，”奥列格带着笑说，“我已经数到三尊高射炮，在学校的右边，靠里面；旁边是一个掩蔽部，可是看不见卡车……”

“还有学校屋顶上的一架四挺合组的机枪和两个德国人呢？”她突然问道。

“这我倒没有发现。”奥列格惊奇地说。

“从屋顶上往下看，整个公园都可以看得清清楚楚。”她甚至带着一点责备的口吻说。

“那么，你把一切也仔细观察了？难道你也是受人委托的吗？”奥列格目光炯炯地追问说。

“不，我是看着玩的。这是我的习惯。”她说了又醒悟过来，带着挑战的神气从两道有力的弯弯的眉毛下面迅速地瞟了奥列格一眼——她自己是不是暴露得太多了。

但是他还相当天真，对她并没有怀疑。

“啊哈……卡车原来在那边——整整一排！把鼻子埋在地里，只有车身的边露在外面，那边还有一个行军灶在冒烟呢！

看见吗？只是你不要朝那边看。”奥列格津津有味地说。

“而且也没有必要去看：他们不撤掉学校屋顶的那个-望哨，铅字反正是没法挖出来。”她平静地说。

“对—对……”他高兴地望望她，笑了。

他们彼此已经习惯，不慌不忙地走着，妮娜的丰满柔软的大手信任地一动不动地放在奥列格的手上。他们已经走过了公园。在他们右面的标准式房屋旁边，沿街停放着德国人的车辆，有卡车，有各种牌子的小汽车，有流动电台，有救护车，到处都是德国兵。左面是一片空地，在空地尽里边一所兵营式的砖砌建筑物旁边，有一个佩着淡蓝底白边肩章的德国中士在教一小队穿便衣的俄罗斯人操练。他们持着德国枪，时而列队，时而散开，匍匐前进，进行徒手肉搏。他们都上了年纪，袖子上套着A字臂章。

“弗里茨的宪兵……在训练‘警察’逮捕我们的弟兄。”妮娜说，她的眼睛闪动了一下。

“你怎么知道的？”他想起谢辽萨告诉他的话，问道。

“我已经看见过他们。”

“简直是败类！”奥列格怀着厌恶的感情憎恨地说，“这批家伙就该千刀万剐……”

“的确应该。”妮娜说。

“你想做游击队员吗？”他忽然问。

“想啊。”

“可是，你能想象得出，什么是游击队员吗？游击队员的工作完全不是装装样子的，这是多么崇高的工作啊！他打死一个法西斯，打死两个，打死一百个，可是第一百零一个却可能打死他。他完成一个任务、第二个任务、第十个任务，可是在执行第十一个任务的时候却可能失事。你知道，这种工作需要多大的自我牺牲精神啊！……游击队员从不吝惜个人的生命。他从不把自己的生命放在祖国的幸福之上。需要履行对祖国职责的时候，他决不会吝惜自己的生命。他决不出卖同志和暴露同志。我真想做个游击队员！”奥列格说的时候怀着那样深切、真挚、天真的热情，使妮娜不禁抬起眼来看他，她的眼睛里也露出一种非常天真的和无限信任的神气。

“你听我说，难道我们一定要有事才能见面吗？”奥列格忽然说。

“不，那为什么？我们可以见面……在有空的时候。”妮娜说的时候有些忸怩。

“你家住在什么地方？”

“你现在没有事吧？……你要不要就送我回家？我想把你介绍给我姐姐奥丽雅。”她说，其实她自己也不完全相信她正是想要这样做。

奥丽雅和妮娜两姊妹住在俗称“八家宅”的那一区。妮娜的父母占了半幢标准式房屋，奥丽雅的父母住了另外半幢。

妮娜把奥列格带到家里，就让妈妈去招待他。

奥列格本来早熟，在自己的乌克兰家庭里又养成尊敬长辈的习惯，他跟本来就很健谈的、显得年轻的瓦尔瓦拉-德米特利耶芙娜毫无拘束地交谈起来。而且他很想博得妮娜的母亲的好感。

等妮娜回来的时候，他已经知道了伊凡卓夫两兄弟家里的一切。奥丽雅的父亲和妮娜的父亲是亲兄弟，都是矿工，现在都在前线。他们是奥廖尔州人，以前在富农家里当过长工，后来移居到顿巴斯，弟兄俩都在这里和乌克兰姑娘结了婚。奥丽雅的母亲是远处来的，是切尔尼戈夫省人，瓦尔瓦拉-德米特利耶芙娜是当地人，是顿涅茨的腊斯守普诺耶村的。瓦尔瓦拉-德米特利耶芙娜年轻时候也在矿井里干过活，这一点对她有着一定的影响。她跟普通的家庭妇女不大一样。她为人勇敢果断，善于识人。她一眼就看出这个小伙子不是平白无故来的，她用充满聪明而狡猾的神色的眼睛研究他，在奥列格不知不觉之间她已经把他研究得清清楚楚了。

不过，他们谈得很投机。妮娜回来的时候，看见他们俩并排坐在厨房里的长凳上有说有笑。奥列格高兴地晃着腿，搓着指尖，非常有感染力地仰脸大笑，引得瓦尔瓦拉-德米特利耶芙娜不禁也跟着他一起大笑起来。妮娜瞅了他们一眼，把手一拍，也大笑起来——他们三个人都觉得非常快活、轻松，仿佛他们是多年的老朋友似的。

妮娜说，奥丽雅现在有事，但是请奥列格务必要等她。过了两小时奥丽雅才来。对奥列格来说，这两小时是在无忧无虑的闲聊中不知不觉地过去的。但实际上这却是克拉斯诺顿地下工作的全部环节最后联结起来的真正决定性的时刻。在这段时间里，奥丽雅已经到离“八家宅”很远的“小上海”去看了瓦尔柯，向他汇报了妮娜从奥列格那里打听到的一切。

奥丽雅一到，笼罩着她妹妹屋子里的快乐气氛就有些低落了。不错，就奥丽雅的性格来说，她对待奥列格的亲切的态度已经是罕有的了；明朗和蔼的微笑使她的总是显得有些冷僻的、容貌不端正而引人注目的脸活泼起来，她甚至占了妮娜的座位，挨着他坐在长凳上。但是奥丽雅很难加入他们的杂乱无章的、热烈的谈话，因为这种谈话对于任何一个局外人都是毫无意义的。刚去看过瓦尔柯的奥丽雅，内心充满了完全不同的情绪。奥丽雅比妮娜来得严肃——这并非就她感受的深度而言，而是就她能够立刻化思想感情为重大的实际行动的能力而言。此外，由于年纪比较大一点，奥丽雅从她们俩一同做斯大林诺州委联络员的时候起，对于她们所做的工作的实质就比她妹妹知道得多一些。

她在奥列格旁边坐下，取下头巾，露出挽在脑后的一个沉甸甸的深色发髻，就没有开口。尽管她极力要做出快活的样子，也露出笑容，她的眼睛仍旧是冷淡的，好像她在这里年纪最大，甚至比妮娜的母亲还大。

但是瓦尔瓦拉-德米特利耶芙娜是个机灵而敏感的人。

“我们干吗要坐在厨房里？”她说，“我们到里面去玩‘捉傻子’吧！……”

他们到了餐室里。瓦尔瓦拉-德米特利耶芙娜很快地走到旁边她跟妮娜睡觉的卧室里，拿了一副被许多人的手摸得发黑的、显得沉甸甸的纸牌回来。

“妮诺奇卡当然是跟奥列格做朋友了？”奥丽雅好像是无意地说。

“不，我跟妈妈做朋友！”妮娜的脸一红，挑战似地望了奥丽雅一眼。她心里非常想跟奥列格做朋友，但是她毕竟不能一下子就暴露自己的心事。

奥列格根本不懂得这里面有文章，他揣摩妮娜的母亲既然是个老矿工，打牌一定也是个老手，就叫起来：

“不—不，我跟妈—妈做朋友！”

由于他的口吃，他不是把这句话喊出来，而是像小牛那样低声地哞哞叫出来，这显得非常可笑，大伙都噗哧一声笑了，连奥丽雅也不例外。

“老跟小，——你们可要留点神，丫头们！”瓦尔瓦拉-德米特利耶芙娜说。

大家的情绪又高起来。

老矿工果然是一个玩“捉傻子”的能手，但是奥列格像平时玩牌一样，太沉不住气，所以他们一上来就输了。不动声色的奥丽雅暗中捉弄奥列格。瓦尔瓦拉-德米特利耶芙娜虽然输了，却不时狡猾地偷眼看他：她非常喜欢这个孩子。

最后，他们好不容易才赢了第四局。奥丽雅发了牌。奥列格朝自己手里一看，看见满手的牌都坏透了。忽然，他的眼睛里也露出了狡猾的神气，他朝瓦尔瓦拉-德米特利耶芙娜抬起眼睛，竭力想捉住她的视线。他们的目光刚接触，他就把自己的饱满的嘴唇好像预备接吻那样一撅，但是立即又让它恢复原状。在瓦尔瓦拉-德米特利耶芙娜那双围着皱褶、但是仍然非常年轻的眼睛里，好像有火星闪烁了一下。但是她连眉毛都没有动，立刻就打出了红方块：果然不出奥列格所料，老矿工非常懂得这种暗号。

奥列格高兴得都要抑制不住了。现在他们保证一直可以赢了。“老和小”兴高采烈地互相打着暗号，一会儿抬起眼睛望天，表示“黑梅花”，一会儿把眼睛斜到一边，表示“黑桃”，一会儿用食指摸摸下巴，表示“红心”。两个天真的姑娘愈玩愈用心，却老是输，可是她们决不甘心承认她们是输定了。妮娜满脸通红，非常激动。她们每输一局，奥列格都要搓着指尖哈哈大笑。奥丽雅比较老练，她终于明白这里面一定有些蹊跷，就以她特有的耐性和不露声色的本领，一步一步地开始监视对方。不多一会，她就恍然大悟，于是她抓住奥列格撅起他的饱满的嘴唇的机会，用足气力把叠成扇形的纸牌朝他嘴唇上打了一下，再把纸牌朝桌上一摔，摔得纸牌都飞散开来。

“哼，你们这两个骗子！”她用她的平静而沉着的声音说。

瓦尔瓦拉-德米特利耶芙娜大笑起来，毫不生气。妮娜愤愤地从桌旁跳起来，但是奥列格也跟着她站了起来，双手握住她的一只温柔的黧黑的手，把额头靠在她的肩上，请她原谅。最后，四个人都哈哈大笑起来。

奥列格真不想回家，可是已近黄昏，六点钟以后城里就戒严。奥丽雅说，他最好现在就走。为了表示坚决，她就和大家告别，回自己家里去了。

妮娜陪奥列格走到被夕阳斜照的小台阶上。

“真不想走！”他坦白地承认。

他们在台阶上站了一会。

“你们那边是个小花园吗？”奥列格快快地问。

妮娜默默地拉着他的手，陪他围着房子走了一圈。他们站在房子阴影里的茉莉丛中。茉莉长得异常繁茂，简直成了小树。

“你们这里真好，我们那边什么都让德国人砍了。”

妮娜没有作声。

“妮娜，”他用孩子似的请求的声音说，“妮娜，我可以亲亲你吗？……不，只要亲亲脸蛋儿，懂吗，只要亲亲脸蛋儿……”

他并没对她有任何举动，他只是在请求，可是她甚至把身子向后一闪，窘得说不出话来。

但是他并没有发现她的窘态，仍旧带着稚气的自然的神情望着她。

“不，你要知道，你可能误了钟点。”妮娜说。

奥列格对于他可能由于吻一下脸蛋儿就会误了钟点的这种说法，也并不觉得奇怪。当然，妮娜样样都对。他叹了口气，微笑了一下，把手伸给她。

“不，你一定要常到我们这里来玩。”妮娜把他的大手久久地握在她的温柔的手里，抱歉地说。

奥列格因为结识了新朋友，同时也因为他的事业正在形成而感到幸福。他饥肠辘辘地走回家去，但是，显然今天他注定吃不到东西。柯里亚舅舅在他们家门口迎着他走来。

“我已经守了你好半天：‘麻子’（他们这样称呼勤务兵）

一直在找你。”

“见他的鬼！”奥列格不在意地说。

“不管怎样，最好躲一躲他。你可知道，维克多-裴斯特利诺夫来了，是昨天回来的。他在顿河附近被德国人赶了回来。我们去看看他，好在他的女房东那里没有德国人。”柯里亚舅舅说。

维克多-裴斯特利诺夫是个青年工程师，是柯里亚舅舅的同事和朋友，他用一个不寻常的消息来迎接他们：

“你们听到没有？斯塔庆柯被任命为市长了！”他恶狠狠地把嘴一咧，高声叫道。

“哪个斯塔庆柯？计划处主任吗？”连柯里亚舅舅都吃了一惊。

“就是他。”

“别开玩笑！”

“谁有工夫开玩笑。”

“不过那是不可能的！他这个人性情平和，办事勤快，一辈子没有得罪过别人……”

“就是那个性情平和、一辈子没有触犯过别人的斯塔庆柯；随便哪一次宴会，哪一次打牌，都少不了他；大家都说他：这个人是自己人，这是个大大的好人，这个人很可爱，这个人真讨人欢喜，这个人做事很有分寸。’就是这个斯塔庆柯当了我们的市长。”维克多-裴斯特利诺夫像刺刀那样又细又尖，瘦骨嶙峋，他说着说着，不由全身翻腾着怒火，恨得唾沫四溅。

“真的，让我们来冷静地想一想，”柯里亚舅舅还是不肯相信，“在工程师里面，没有一次请客不请他，我自己就不知跟他干过多少杯伏特加！我从来没有听他说过什么越轨的话，一般地说，我没有听他粗声粗气地说过一句话……即使他有点什么历史问题，大家对他的底细也很清楚：他父亲是个小官吏，可是他本人却从没有牵连进什么案件……”

“我也跟他喝过伏特加！可是现在他却会因为跟我们有交情，首先把我们抓起来，要么就给他做事，要么就……”裴斯特利诺夫用细长的手指朝天花板上做了个打活结的手势。

“这个讨人欢喜的人，你可没料到吧！”

他们没有去注意一直没有开口的奥列格，心里还难受了半天：他们认识多年，博得大家好感的这个人，怎么会一变而为德国人手下的市长呢。最简单的解释是：德国人对斯塔庆柯以死相威胁，叫他出任市长。但是敌人为什么偏偏会选中斯塔庆柯呢？过了一会，内心的声音，在生活中最可怕的关键时刻确定人的行动的内心深处的纯洁的心声告诉他们：如果选中他们这些普通的、平常的苏联工程师的话，他们是宁死也不肯堕落到这种地步的。

不，显然问题并不这样简单，斯塔庆柯并非仅仅是在死的威胁下才同意做市长的，面对着这个令人不解的现象，他们只能一次又一次地说：

“斯塔庆柯！真是怪事！……不，真是难以想象！请问，那还有什么人可以相信呢？”

于是他们只好耸耸肩膀，摊开双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