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旅途中-4

下面的人又开始了谈话：

“嗯，这回该开车了。停够啦。”

“快啦”

“大概是斯特列利尼科夫。这是有特殊任务的装甲快车。”

“可能就是他。”

“他对付反革命分子就像一头野兽。”

“他是去追赶加列耶夫。”

“追赶什么人？”

“白党的长官加列耶夫。据说是带了一批捷克人守在尤里亚金附近。这家伙占了一个码头，就守在那儿。加列耶夫长官。”

“也许是加利列耶夫公爵，你记错了。”

“没有这个姓的公爵。恐怕是阿里·库尔班。你弄混啦。”

“也许就是库尔班。”

“那就是另一回事啦。”

快天亮的时候，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又一次醒来。他又梦到了一些愉快的事，心里始终充满着一种乐陶陶的解脱之感。列车还是停着，也许是在一个新的小站上，也可能仍旧是原先的那一站。轰轰的瀑布声也照旧，很像是先前的那个站，也许是另外一个。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接着又进入了梦乡。但在瞌睡中却依稀听到了乱糟糟的叫嚷声。原来是科斯托耶德和押送队队长吵了起来，两个人对着叫喊。车厢外面的气氛变得比前一阵更好。空气中散发出一种原先没有的味道。这种味道很奇怪，像是春天所特有的，又像是五月间飘来一阵灰白色的淡薄稀疏的雪花，落下来不仅显不出～片白色，反而使土地更加黝黑。空气中还像是有一种灰白透明而又芬芳好闻的东西。“啊，是稠李！”尤里·安德烈耶维奇虽然没有醒过来，但却猜到了。

清早，安东宁娜·亚历山德罗夫娜就说：

“不论怎么说，尤拉，你可真奇怪。你整个人是由各种矛盾构成的。有时候飞来只苍蝇就能把你惊醒，一夜到天亮再也合不上眼。这里又吵，又闹，又乱，你却怎么也醒不了。夜里，那个出纳员普里图利耶夫和瓦夏·布雷金都跑了。想想看，还有佳古诺娃和奥格雷兹科娃。等一等，我还没说完。另外还有沃罗纽克，对，对，也跑了，都跑了。你瞧这事。再听我说，他们怎么逃的，一起行动，还是分散开来，用什么办法，完全是个谜。可以想得出，这个沃罗纽克一发现其他人都跑了，为了逃避责任，当然也要自找活路。可是另外那几个呢？全都自觉自愿地走了，还是有谁受了胁迫？比方说，那两个女的就让人起疑。不过，她们谁又能杀害谁呢？是佳古诺娃害了奥格雷兹科娃，还是奥格雷兹科娃害了佳古诺娃？谁也不清楚。押送队队长车前车后跑了个遍。‘你们好大的胆子，’他扯开嗓子喊着说，‘居然敢给发车信号。我要以法律的名义要求在找到逃跑的人以前不准开车。’列车长可不理这一套。他说：‘您是不是发了疯。我这趟车是给前线补充兵员的，是最重要的紧急任务。难道还能听您的指挥！亏您想得出！’于是两个人都责备起科斯托耶德来。作为一个合作主义者，应该是有头脑的人，况且就在旁边，却不去阻止那个两眼漆黑的没觉悟的士兵走这要命的一步。‘还算个民粹派呢！’队长就这么说。依我看，科斯托耶德没什么责任。列车长说：‘真有意思！照您这么说，囚犯倒应该把看守管起来？那可真是让母鸡替公鸡打鸣啦。’当时我从旁边推你，又扳你肩膀，喊着叫你：‘快起来，有人跑了！’你可真行，大炮也轰不醒……对不起，这以后再说吧。现在是……啊，真不得了！……爸爸，尤拉，你们快看，多壮观哪！”

在他们躺着探头张望的窗口外面，展现出一片无垠的泛滥的水面。不知是什么地方的河流漫过了堤岸，一侧的水已经淹到了路基跟前。因为是从很高的铺位上往下看，造成距离缩短的错觉，平稳行驶的列车就像是直接滑行在水面上。

它那平滑的表面只有极少的几处染了～层铁青色，其余的部分任凭温暖的清晨的阳光追逐着一片片镜面似的油亮的光斑，真像是一位厨娘用浸了油的羽毛在热馅饼上涂来涂去。

在这酷似无边际的水域，一条条拱形的白云的云脚，也和那些草地、坑洼、灌木丛一起沉没在水中。

中间的一处，可以看到有一窄条土地，上面的树木似乎是悬在天地之间的双重影像。

“鸭子！是家鸭！”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朝那个方向望去，便喊了一声。

“在哪儿？”

“小岛旁边。别往那边看。往有，再往有。唉，见鬼，飞走了，吓跑啦。”

“啊，不错，看见了。我有些话要和您谈谈，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另找个时间吧。咱们车上那几个服劳役的和那两位太太真是好样的，都跑掉了。我看不会出什么事，只要别给什么人添麻烦就没关系。跑就跑啦，这和水总要流动一个样。”

北方的白夜已经过去了。什么东西都看得很清楚，不过一切又都像是缺乏自信似的，一座小山、一片树林和一处悬崖，仿佛是人造出来的。

树林刚刚染上了一层嫩绿，林中几丛稠李已经开花。这片林子长在峭壁下面一块向远处倾斜的不大的平地上。

不远就是瀑布。但不是从每个方向都能看到，只有从峭壁边上顺着小树林的方向看过去才行。瓦夏已经疲乏得走不到那里去，既感到害怕，又觉得惊奇。

周围没有任何东西能和这瀑布相匹敌。这独一无二的景观使它令人望而生畏，仿佛它具有生命和意识似的，变成了一条神话中的龙蛇，掠取贡品并让这一带荡然无存。

跌落到半空的瀑布，被突出的悬岩利齿不断地劈成两股。上边的水柱看起来几乎是停住的，下面的两股一刻也不停地微微向左右两侧摆动，整个瀑布总像是刚刚要滑倒，紧接着又挺起身来，刚要滑倒，立刻又挺起身来。

瓦夏把羊皮袄垫在身下，在林子里的一片空地上躺了下来。曙色变得更加明亮起来的时候，从山上飞下来一只大鸟，展开沉重的翅膀在树林上空平稳地滑行了一圈，然后落到离瓦夏躺下的地点不远的一棵冷杉树冠上。他抬头看了看这只佛法僧鸟的蓝色脖颈和青灰色的胸脯，迷迷惑惑地小声说：“野鸽子。”乌拉尔地区就是这个叫法。随后他站了起来，捡起羊皮袄披在身上，穿过空地走到同伴跟前，说道：

“咱们走吧，婶子。瞧把我冻的，上下牙都合不拢了。唉，您还看什么，吓坏了吧？我跟您说的是正经话，该走啦。要适应环境，朝着有村庄的方向走。到了村子里，自己人不会让我们受委屈，会护着咱们的。要总是像现在这样，两天没吃没喝，咱们也得饿死。恐怕是沃罗纽克叔叔惹了什么乱子，人家才追赶他。和您在一起我可倒了霉，婶于，几天几夜您一句话也不说！您这是愁得不会说话了，我的老天爷。您瞧，还有什么可伤心的？就说卡佳大婶，卡佳·奥格雷兹科娃，您从车上推她并没有恶意，她是侧着身子倒下去的，我看见了。后来她从草地上站起来，好好的，站起来就跑了。普罗霍尔叔叔，普罗霍尔·哈里托诺维奇，也是这样。他们会赶上咱们的，大家又能在一起啦，您还想什么？主要的是别让自己发愁，只要木这样，您的舌头就又灵了。”

佳古诺娃把一只手伸给瓦夏，从地上站起来，轻声说：

“走吧，好孩子。”

车厢发出咋味的响声，在很高的路基上向山里爬行。路基下边是新生的混杂林，树冠还没有铁路高。再下去就是一片草地，不久前被水淹没过。混了泥沙的青草地上东躺西卧地排满了做枕木用的圆木。大概是哪个采林区伐下来准备用木筏送走，让大水冲到了这里。

路基下边的新生林几乎还像冬天那样光秃秃的。只是在那些仿佛一滴滴蜂蜡似的嫩芽上，杂乱地生出了一种像污垢又像赘疣似的额外的东西。然而也正是这些额外的、杂乱的污物才是生命，靠了它们才会用枝头浓密的绿叶装点林中开始生发的树木。

一处处的白禅艰难地挺起躯干，伸展开的对称的锯齿形叶片像箭羽似的指向四面八方。它们的气味是可以用眼睛看出来的。那一层发亮的就是散发出气味的木醇，是熬制清漆的原料。

铁路很快就要靠近那大概是木料原来被冲散的地点。在一个孤形的树林地段，地面上见到了一层木料的腐质粉屑和碎木片，当中还有一堆堆三丈来长的圆木。司机就在这片伐过的林地刹了车。列车颤动一下，就稍有点倾斜地停在弯道的中心。

机车拉响了几声很短的嘶哑的汽笛，接着又有人喊了些什么。其实，不用听这个信号，乘客们也都知道，司机停车是为了储备燃料。

各节取暖货车都拉开了车门。下到路基上的人，数量不亚于一个小城镇的居民，但是前面车厢里那些应征的军人除外，他们不参加这类全体动员的临时劳动。

那一堆堆的木柴有些不好往煤水车上装，一部分太长的圆木还需要锯开。

机车乘务组那里有锯，于是就分给自由结合的每两个人组成一组。教授和自己的女婿也分到了一把锯。

从那几节开了车门的军人车厢里，不时有笑容满面的脸孔探出来。还不曾受过炮火洗礼的海军学校高年级的青年后生们，似乎是出于某种误会才遇到这些有了家室、但只受过一点军训而同样没有闻过火药味的神情严峻的工人。为了排解烦闷，他们和年纪大些的水兵们一起，有意地大声开着玩笑。大家都感觉到考验的时刻临近了。

这群说说笑笑的军人朝那些锯木头的男女乘客大声开着粗野的玩笑：

“喂，老爷子！你去跟他们说，我是个吃奶的孩子，妈妈离不开我，还干不了力气活儿。喂，玛芙拉！小心别锯开了裙子，那可要受风啦。喂，那位年轻姑娘！别往林子里去，还是嫁给我吧。”

树林子里有几个用削尖的木桩绑成的十字形，把它两根木头的一端理到土里作支架。有一副架子是空着的，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和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就准备在这上边锯木料。

这时正是春天，土地刚刚从积雪下面显露出来，却几乎还是半年前被雪覆盖时的那种样子。林子里散发着潮气，遍地是隔年的落叶，仿佛是来不及打扫的房间，到处是撕碎的旧单据、信件和表册的碎片。

“来回锯的次数不要太多，不然会累的。”医生对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边说边锯得慢了，接着就提出休息一会儿。

林子里响着其他人吱吱哑哑的锯木声，有的一来一往听起来报协调，有的间断不匀。在很远的什么地方，头一只夜写在试它的歌喉。另一只鸽鸟却是隔了很长时间才叫一声，像是演奏一支不大通气的长笛。就连机车的气阀也学着咕咕叫的白鸽，向上喷吐着蒸汽，仿佛育儿室里酒精炉上煮沸了的一壶牛奶。

“你曾经说过有些事要谈谈，”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提醒说，“没忘记吧？那是路过一片水泛地的时候，看到几只野鸭子飞起来，你似乎有所考虑地说：‘我想和您谈谈’。”

“啊，不错。不知道怎么能说得简单明白些。您看，我们越来越深入到内地……这里整个地区处在动荡之中。咱们的目的地就要到了。还不清楚会面对一个什么样的局面。为了防备万一，彼此应该取得一致意见。我指的不是个人的信念。这种问题不可能在这春意盎然的树林子里通过五分钟的交谈就说清楚，或者作出什么决定。我们彼此是很了解的。咱们三口人，包括您、我和东尼妞，目前是和另外许多人一起活在这个世界上，彼此的差别只是对外界环境理解的程度木一样罢了。我要谈的不是这个常识性的问题。我想说的是另外的事。我们应该事先约定今后在某些情况下如何处置自己，为的是彼此不要因对方的行为而脸红，不会由于对方而感到羞愧。”

“不用往下说了，我明白。你提出这个问题，我很高兴。这正是需要谈一谈的。好吧，听我跟你说。大概你还记得冬天有一个大风雪的夜晚，你带回来印着第一批法令的号外传单。也还该记得，当时我们对它是有一种多么罕见的无保留的态度。这是坦诚直率赢得了人心。不过，这类事只能存在于创业者头脑的原始纯洁性之中，只能存在于宣告胜利以后的第一天。政治的诡计多变第二天就可以把它翻个里朝外。所以，我还能对你说什么？这种哲学对我是格格不入的。这个政权是和我们对立的。人们并没有问我是不是同意这种破坏，却对我表示了信任，因此即使我的行为举止是出于不得已，我也有责任这样做下去。

“东尼娜问了几次，我们会不会误了种菜园的季节，会不会错过播种的时机。怎么回答她呢？我不了解当地的土质。气候条件又是什么样的？夏季太短，究竟能不能种熟什么？

“是这样，不过我们到这么遥远的地方来，当真是为了种菜园？甚至连‘跑七俄里去喝一口粥’这句俗话都不完全适用，因为遗憾的是此地有三四千俄里之遥。不行，坦率地说，我们如此长途跋涉完全是有另外的目的。我们到这里来是应付当前情况的权宜之计，要想方设法把外祖父一辈留下的森林、机器和用具彻底抛弃。我们来不是为了恢复它的所有权，而是为了靠几个戈比谋生，所以才把千百万卢布公有化，并且一定要过当前这种莫名其妙的乱糟糟的生活。这似乎就像让人光着屁股去赛跑，或者强迫忘掉已经识的字那样悻于清理。不对，私有制在俄国已经寿终正寝，至于我们个人，也就是格罗梅科一家，早在上一代就和敛财的分了手。”

由于闷热和空气木新鲜，简直无法入睡。医生满头大汗，在湿滚滚的枕头上翻过来、侧过去。

他小心翼翼地从铺位上下来，为了不惊醒别人。悄悄地拉开了车门。

粘乎乎的潮湿空气迎面扑来，仿佛在地窖里撞上了蜘蛛网。“有雾，”他一下子就猜到了，“下雾就肯定是火辣辣的热天气。怪不得喘气都这么困难，心里也像压了块重东西似的。”

下到路基上以前，医生在门边站了一会儿，听听周围的动静。除了悄无声息和雾气以外，列车仿佛还被一种空旷、废弃和被遗忘了的气氛包围着。因为列车停在一条最偏僻的线路上，在它和车站站房之间还隔着那么多轨道，就是站台那边天坍地陷，在列车上什么也不会知道。

远方隐隐约约地传来两种声音。

后面，也就是他们来的那个方面，听到的是均匀的噗噗的响声，仿佛是有人在漂洗衣服，又像是风吹动一面潮湿的旗子扑打到旗杆上似的。

前面传来的是隐约的隆隆声，经历过战争的医生听了不禁打了个冷战，于是就聚精会神地听下去。

“远射程火炮。”医生听到这种均匀平稳地滚过的低闷的隆隆响声，下了判断。

“原来是这样。靠近前线了。”医生心里这么盘算着，摇了摇头，然后从车上跳了下来。

他往前走了几步。过了两节车厢，列车就中断了。机车带着前边的几节不知开到什么地方去了。

“难怪昨天他们显得什么都不怕的样子，”医生在想，“大概已经感觉出一到地方就要立刻上战场。”

他打算绕过车尾，再越过线路找一条到车站去的路。

在车厢拐角后面，一个持抢的哨兵像从地底下冒出来似的站在眼前。

“到哪儿去？通行证！”

“这儿是什么站？”

“什么站也不是。你是什么人？”

“我是从莫斯科来的，一个医生。带着家眷，坐的是这趟车。这是我的证件。”

“你那证件骗不了人。黑糊糊的我才不看哪，别伤了我眼睛。这么大的雾，你没看见。一里地以外就能看出来，你没有证件，也能知道你是个什么样的医生。你们那帮医生正在那边使唤着十二时的家伙哪。真应该正经地敲你一顿，不过还没到时候。趁着还有条命，快回去。”．

“大概是把我当成另外的什么人了。”医生认定是这样。和哨兵吵一架毫无意义。不错，最好是离开这里，还来得及。医生转身朝相反的方向走了。

他身后的炮声停止了，那个方向是东边。雾中升起了太阳，不时从浮动的昏漾雾气的间隙露出头，仿佛在浴室的水汽当中偶尔闪过光着身子的人影。

医生顺着列车的一节节车厢走着，到了尽头还继续向前。他的两脚一步步越来越深地踩在疏松的沙地上。

噗噗的声音均匀地越来越近，地势随之平缓下降。又走了几步以后，医生在一个由于雾气而显得轮廓很大的不清晰的物体面前停了下来。再走前一步，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才在昏暗中看出迎面是拖到岸上来的几条船的船尾。他是站在一条大河的岸边，水面的涟调缓慢无力地拍打着渔船的船舷和岸边栈桥的木板。

“谁让你在这儿闲逛的？”岸上另一个哨兵发问。

“这是什么河？”经过方才那场遭遇，医生本来不想再打听什么，可是禁不住又脱口而出。

哨兵并不回答，却把哨子放到嘴里，不过还没来得及吹响。他本想吹哨叫来的先前那个哨兵，原来一直尾随在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后面，现在就径直走到同伴身边。两个人同时开了口：

“这回没什么可说的。是个送上门来的家伙。‘这儿是什么站，那儿是什么河？’真能打马虎眼。你说，是索性让他下去洗个澡，还是回车上去？”

“我想还是送他回车上去。看看首长怎么说。身份证！”后一个哨兵大声呵斥，一把抓起医生交过去的证件捏成一团。

“看住他，老乡。”不清楚他是向谁这么说了一句，然后就和头一个哨兵一起朝线路另一侧的车站走去。

为了弄清是怎么回事，一个躺在沙地上的像是打渔的人咳了几声，起身走了过来：

“你算有运气，他们等的就是你。我的好人，说不定你有救了。也不用责怪他们。这是任务。如今是人民的天下，往后日子也许会好起来。现在可还不能这么说。看得出，他们认错了人。他们一直在等着捉一个什么人。这回一想，准是你。心里大概还盘算着，就是他，工人政权的敌人，这下可抓到了。其实是错了。你呀，一定要提出见负责人。别让这些人摆布你，在他们来说，算不了一回事。要是让你跟他们走，可别答应。你就说，一定要见负责人。”

从这个渔民口中，尤里·安德烈耶维奇知道了他面前这条河就是有名的雷尼瓦河，可以通航；离河不远的车站叫拉兹维利耶，是尤里亚金市郊的一个靠水吃水的小工业区。他还了解到，坐落在上游两三俄里处的尤里亚金，一直抗拒着白党的进攻，现在好像已经挺住了。渔民还对他说，拉兹维利耶的局势也一度发生过混乱，目前似乎控制住了，周围这一带这么安静，因为已经没有平民百姓了，外面设了一圈严格的警戒线。最后他还打听到，线路上停着的一列列火车上设了不少军事单位，其中有一列就是区军事委员斯特列利尼科夫的，他们拿了医生的证件就是送到这列车上。

过了一会儿，从那边来了另一个哨兵。和前两位不同的是，他拖着步枪，枪托蹭到地面，有时候又斜抱在身前，像是扶着一个跌跌撞撞、烂醉如泥的伙伴似的。这个哨兵把医生带到军事委员的车上。

和警卫说明了准许放行之后，哨兵领着医生登上一条里面蒙了一层皮革的过道。过道连结着两节有客厅的瞬望车。两个人刚一进去，车厢里原来有人说笑和走动的声音立刻停止了。

穿过狭窄的过道，哨兵把医生领进中间一节很宽敞的车厢里。这儿很安静，一切都井然有序。几个衣着整洁的人正在这节干净、舒适的车厢里工作。这位短时期内就在全州赢得荣誉并以威严出名的非党军事专家，他的指挥兼起居的地方居然是这个样子，和医生原来的想象完全不同。

不过，他主要的活动地点肯定不在这儿，大概是在接近火线的前方司令部，此地只是他的私人办公室，是个流动宿营地。

因此，这里才这么安静，很像海滨热水浴室的一条供休息用的走廊，地面铺了软木和小块地毯，服务人员穿上软底便鞋，走路悄无声息。

车厢中部原先是餐室，现在铺了地毯，有几张桌子，成了一个收发文件的地方。

“马上就好。”坐在最靠门口的一位青年军人应了一声。后来，桌子后面坐着的几个人都觉得自己完全可以把这个医生丢在脑后，就都不再去注意他。答话的那个军人漫不经心地点了点头，示意哨兵可以走了，后者就拖着步枪，让枪托在过道的金属横梁上碰得咋咋响地出去了。

医生在门口远远地就看到了自己的证件。证件被放在最里边一张桌子的边上，坐在桌后的是个年纪比较大、像是；日军队里上校模样的军人。这是个军事统计员。他一边用鼻子低声哼着，一边翻阅资料，看看军用地图，然后比比划划地剪贴着什么。过后，他依次把车厢的每一扇窗都看了一遍，就说：“今天要热起来啦。”仿佛从每一个窗口得出的印象不完全一样，只有都看过一遍才能下这个结论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