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调歌头·长恨复长恨》原文及赏析

    《水调歌头·长恨复长恨》原文及赏析  

    ●水调歌头

    壬子三山被召，陈端仁给事饮饯席上作

    长恨复长恨，裁作短歌行。

    何人为我楚舞，听我楚狂声？

    余既滋兰九畹，又树蕙之百亩，秋菊更餐英。

    门外沧浪水，可以濯吾缨。

    一杯酒，问何似，身后名？

    人间万事，毫发常重泰山轻。

    悲莫悲生离别，乐莫乐新相识，儿女古今情。

    富贵非吾事，归与白鸥盟。

    【鉴赏】

    在我国古典诗词中，送答之作可以说是多得不可胜数，然而真正能千古流传的佳作，却并不多。辛弃疾的这首《水调歌头》，就是一首感时抚事的答别之作。宋光宗绍熙三年（1192）初，辛弃疾出任福建提点刑狱。这年底（1193年2月），他由三山（今福建福州）奉召赴临安，当时正免官家居的陈岘（字端仁）为他设宴饯行，遂慨然而作此词。

    此词上片分两层，前两韵是第一层，直接抒写诗人的长恨和有恨无人省的感慨。作者直接以长恨复长恨，裁作短歌行句开篇，乍看似觉突兀；其实稍加思索，就会明白其深刻的感情背景。由于北方金朝的入侵，战乱不息，被占区人民处在金人统治之下，而偏安一隅的南宋小朝廷却非但不图恢复，还对主张抗金北伐的人士加以压制和迫害，作者就曾多次受到打击。这对于一个志在恢复的爱国者来说，怎么能不为此而感到深切的痛恨呢？如此长恨，在饮饯席上岂能尽言？所以词人只能用高度浓缩的语言，把它裁作短歌行。短歌行，原是古乐府《平调曲》名，多用作饮宴席上的歌辞。词人信手拈来，融入句中，自然而巧妙地点明了题面。长恨而短歌，不仅造成形式上的对应美，更主要的是显示出那种恨不得尽言而又不能不言的情致。何人为我楚舞，听我楚狂声一句，合用了两个典故。据《史记。留侯世家》载，汉高祖刘邦欲废太子，立戚夫人子赵王如意，由于留侯张良设谋维护太子，此事只好作罢，戚夫人因向刘邦哭泣，刘邦对她说：为我楚舞，吾为若楚歌。歌中表达了刘邦事不从心、无可奈何的心情。又《论语。微子篇》载，楚国隐士接舆曾唱歌当面讽刺孔子迷于从政，疲于奔走，《论语》因称接舆为楚狂。辛弃疾在这里运用这两个典故，目的是为了抒发他虽有满腔长恨而又无人理解的悲愤，一个狂字，更突出了他不愿趋炎附势、屈从权贵的耿介之情。从遣词造句看，这一韵还妙在用何人呼起，以反诘语气出之，大大增强了词句的感人力量；而为我楚舞，听我楚狂声，反复咏言，又造成一种一唱三叹，回肠荡气的艺术效果。词人在直抒胸臆以后，紧接着就以舒缓的语气写道：余既滋兰九畹，又树蕙之百亩，秋菊更餐英。一韵三句，均用屈原《离騷》诗句。前两句径用屈原原句，只是兰字后少一之字，畹字后少一兮字。餐英句则从原句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概括而来。兰、蕙都是香草，滋兰、树蕙，是以培植香草比喻培养自己美好的品德和志节。而饮露、餐英，则是以饮食的芳洁比喻品节的纯洁和高尚。作者在这里引用屈原诗句，并用滋兰、树蕙之词，显然是为了表达自己的志节和情操。屈原在忠而被谤、贤而见逐的情况下，仍然坚定地持其内美和修能，执着地追求自己的理想，词人在遭朝中奸臣谗言排挤，被削职乡居的情况下，依然不变报国之志，表明自己决不肯随波逐流与投降派同流合污，沆瀣一气。门外沧浪水，可以濯吾缨一句，仍承前韵词意，从另一个角度表明自己的志节和操守。这里又用一典。《楚辞·渔父》中说，屈原被放逐，游于江 潭，形容枯槁，渔父问他为什么到了这种地步，屈原说：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是以见放。渔父劝他与世推移，不要深思高举，自讨其苦。屈原说：宁赴湘流，葬于江 鱼之腹，也不肯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尘埃。渔父听后，一边摇船而去，一边唱道：沧浪之水情兮，可以濯我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意思是劝屈原要善于审时度势，采取从时随俗的处世态度。词人化用此典，意在进一步表明自己的志节情操。

    下片头三句一杯酒，问何似，身后名？遥应篇首，意在抒发自己理想无从实现的感慨，情绪又转入激昂。据《世说新语·任诞》载，西晋张翰（字季鹰），为人纵任不拘，有人问他：卿乃可纵适一时，独不为身后名耶？他说：使我有身后名，不如即时一杯酒。词人用张翰的典故，乃是牢騷之气。

    他的抗金复国理想难以实现，志业难遂，还要那身后的虚名干什么！词人为什么会发此牢騷呢？辛弃疾接着写：人间万事，毫发常重泰轻。这一韵是全词的关键所在，道出长恨复长恨的根本原因，就是因为南宋统治集团 轻重倒置，是非不分，置危亡于不顾，而一味地苟且偷安。这是词人对南宋小朝廷腐败政局的严厉批判和愤怒呼喊。最后两韵是下片第二层，通过写惜别再一次表明自己的心志，词人的情绪这时又渐渐平静下来。前三句写惜别，用屈原《九歌》点明恨别乐交 乃古往今来人之常情，表明词人和饯行者陈端仁的情谊深厚，彼此都不忍离别之情。富贵非吾事，归与白鸥盟一句，又引用两个典故。陶渊明《归去来兮辞》云：富贵非吾愿，帝乡不可期。陶渊明生于东晋末叶，社会动乱，政治黑暗，而他本人又质性自然（《归去来兮辞序》），不慕荣利（《五柳先生传》），因有是辞。这里词人引用陶诗，表明自己此次奉召赴临安并不是追求个人荣利，并且也不想在那里久留，以表明自己的心迹。归与白鸥盟，是作者从正面表明自己的心迹。据《列子·黄帝篇》载，相传海上有位喜好鸥鸟的人，每天早晨必在海上与鸥鸟相游处，后遂以与鸥鸟为友比喻浮家泛宅、出没云水间的隐居生活。在这里，词人说归来与鸥鸟为友，一方面表明自己宁可退归林下，也不屑与投降派为伍，另一方面也有慰勉陈端仁之意。

    与一般的离别之词不同，辛弃疾的这首《水调歌头》，虽是答别之词，却无常人的哀怨之气。通观此篇，它答别而不怨别，溢满全词的是他感时抚事的悲恨和忧愤，而一无凄楚或哀怨。词中的声情，时而激越，时而平静，时而急促，时而沉稳，形成一种豪放中见沉郁的艺术情致。此外，词中还成功地运用比兴手法，不仅丰富了词的含蕴，而且对抒发词人的志节等，也都起到了很好的艺术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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