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序

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陀思妥耶夫斯基(CDEFGHIJKLMFNIOPFQRFSNQTIL，一八二一——一八八一)的名字对我国读者绝不是陌生的。他的主要作品《穷人》、《被侮辱与被损害的》、《死屋手记》、《白痴》、《少年》、《卡拉马卓夫兄弟》等早已译成汉语。他的代表作《罪与罚》更为广大读者所熟知。

高尔基曾经说过，就艺术描写力来说，只有莎士比亚能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相媲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中那些震撼人心的悲惨画面，他以非凡的艺术力量塑造的那些庄严的、悲剧性的痛苦形象，都深深印在所有读过他的作品的人的心中。“如果说时间能熄灭爱情的火焰和人类的所有其他感情……那么对于真正的文学作品，时间却会创造不朽。”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正是世界文学中这种不朽的作品之一。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生活与文学道路是一种最深刻的悲剧，其实质是：敌视天才、自由和艺术之美的现实，压制和摧毁人的灵魂。

陀思妥耶夫斯基生在莫斯科一个贫民医院医生的家庭里。一八四三年毕业于彼得堡军事工程学校。毕业后不久就专门从事文学创作活动。一八四六年发表的《穷人》为他带来了极高的声誉，在文学界引起了注意。《穷人》显然受果戈理《外套》的影响；在思想上他也接近当时平民知识分子的先进代表人物。他曾参加空想社会主义者彼特拉舍夫斯基(一八二一——一八六六)的小组，为此被捕，并被判处死刑，后被赦免，改判流放，在鄂木斯克监狱服四年苦役(一八五○——一八五四)。后来他根据狱中的经历写成了《死屋手记》。

四年流放使他思想上发生了很大的转变，认为在当时的社会上，反抗毫无意义；他只看到压迫、道德基础的崩溃、资产者的胜利、贫穷、卖淫、饥饿……而看不到出路何在。他认为，在这样的社会上只有两种可能：压迫和被压迫；只有两种人：压迫者和被压迫者；没有，也不可能有第三种可能和第三种力量。他的笔记中有这样一句话：“不做奴隶，就做统治者”。这句话也许可以作为他创作的题辞。这句话表现出他主要作品中主人公们的苦闷，反映出他们心目中的资本主义社会的法则：不做奴隶主，就做奴隶，不压迫别人，别人就压迫你。“主子的道德”是与人性相抵触的。因此陀思妥耶夫斯基选择了后者：宁做牺牲者，不做刽子手，宁被践踏，也决不践踏别人。此外陀思妥耶夫斯基不知道有任何别的可能。

《罪与罚》最早发表在一八六六年的《俄罗斯通报》上。

一八六一年废除了农奴制。这曾使陀思妥耶夫斯基充满希望。他觉得，对于俄罗斯来说，一个新的时代开始了。但无情的现实粉碎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天真的幻想，同样也使一部分正在寻找改革道路的青年感到失望，使他们又落进了怀疑的深渊。正是这种失望情绪往往促使某些知识青年进行个人主义的、毫无结果的反抗。《罪与罚》的主题就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产生。

但最初作者构思这部小说时，主人公却是马尔梅拉多夫，主要谈酗酒问题，书名也不叫《罪与罚》。拉斯科利尼科夫的故事是后来才产生的，这时马尔梅拉多夫已经退居到次要地位。

作者设想，《罪与罚》的主题是：

一、人生来不是为了享福的。只有通过受苦，才能获得幸福(做牺牲者，宁愿被压迫，被践踏)。

二、主人公拉斯科利尼科夫的思想：攫取统治这个社会的权力——不择手段。“在小说里，通过他的形象，表现过分的骄傲、狂妄和对这个社会的蔑视。”“支配这个社会。”他想“赶快抓住权力，发财致富。杀人的思想是作为现成的东西来到他头脑里的。”他幻想为人类造福，但是他选择的“斗争”

道路却是首先保证个人的“自由”。

他力求站在社会之上，对这个社会的“反抗”是个人主义的。这样的“反抗”失败了。

但是在写作时，作为一位真正的艺术家。他的现实主义思想却占了上风。《罪与罚》成了揭露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俄罗斯社会凶残不仁的最强有力的文学作品之一。它以惊人的艺术力量显示出：如果停留在这个社会基础上，停留在它的现实和意识的界限之内，就绝不可能找到任何出路。整部小说中响彻了被这个社会碾碎的人们怎么也压抑不住的绝望的呼喊：不能、不可能这样活下去。无路可走成了小说的主旋律。

法律系的大学生拉斯科利尼科夫被贫穷压得喘不过气来，因为无法维持最起码的生活，他被迫辍学，躲进那间与其说像房屋，不如说更像大橱或棺材的斗室，房东已经不再供给他饮食，还威胁要把他赶出去……

于是拉斯科利尼科夫产生了要杀人的“思想”，——因为“统治者们”、“拿破仑们”都是不择手段的。然而这还仅仅是一种“思想”。从“思想”到“行动”，必须经过另一次“飞跃”。他第一次去放高利贷的老太婆那里抵押东西以后，在一家小饭馆里听到了一个大学生的议论。那个大学生也有类似的想法，然而他并不想真的把自己的想法付诸实践。

现实却迫使拉斯科利尼科夫不能仅仅停留在“思想”上。

拉斯科利尼科夫认识马尔梅拉多夫的场面决定了整部小说的基调，立刻把小说的主题提高到了对人类命运进行凄恻深思的高度，使读者立刻感觉到自己置身于千百万人受苦受难的悲怆气氛之中。让父亲讲给人们听，他的女儿怎样和为什么不得不沦为妓女。世界文学中很少有人能对人生的哀痛、苦难、羞辱与悲惨作如此深刻的暴露。只有深深同情颠沛无告的下层民众的悲哀的艺术家，才能够创造这样震撼人心的形象和画面。后来，拉斯科利尼科夫对索尼娅说：“投水自尽，一下子结束这一切，倒更正确些，正确一千倍，也明智一千倍！”索尼娅对他的话一点儿也不感到惊讶，而只是问了一声：“那他们(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和三个孤儿)呢？”对于穷人来说，就连自杀也是不可多得的奢侈。也许，索尼娅也能投河自尽，可是即使她投河，还是无法把三十个卢布放在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面前的桌子上。生活里的确有这样一些情况，能使一个公正无私的观察者相信，自杀是生活获得保障的人才能得到的权利，才能享受的奢侈。而像索尼娅这样的人却连自杀都不可能。她们的处境诚所谓上天无路，入地无门，求生不得，求死不能，摆在她们面前的现实是：破坏道德，是犯罪；不破坏道德——在对待亲人的关系上也是犯罪。索尼娅不出卖自己的肉体，孩子们就会饿死。马尔梅拉多夫说：“得让每个人至少有个可以去的地方”。可是马尔梅拉多夫、索尼娅、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都无处可去。“上帝啊！难道就没有公道了吗！不来保护我们这些无依无靠的人，你去保护谁呢？……世界上还有法律和正义，肯定有，我一定会找到！”被逼得走投无路的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绝望地说。然而无情的现实却是：“上帝”并不来“保护”他们；她至死也没能找到她心目中的“公道”和“正义”。可见在她所生活的那个社会里并没有什么“正义”，“上帝”也装聋作哑，对穷人的悲惨命运视而不见，眼睁睁看着“这样的事”(索尼娅的话)在他面前发生……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这个艺术形象是十分感人的。读者仿佛看到了这个跌落到社会底层、被生活折磨“疯”了的高傲的女人，仿佛看到了她脸上的红晕，看到了她咯到手绢儿上的鲜血，听到了她一阵阵的咳嗽声，听到了她那绝望的呼喊。“什么？请神甫？……用不着……我没有罪！……不用忏悔，上帝也会宽恕我……他知道我受了多少苦！……即使他不宽恕我，那也就算了！……”临终前她这样说。当然，她始终念念不忘自己“高贵”的出身，那张能证明她的身份和幸福过去的“奖状”，始终伴随着她，直到她离开这个世界。然而这些并不让人感到有损于这个悲剧性人物的形象，恰恰相反，倒使这个人物显得更加饱满，更加真实可信。

“人这种卑鄙的东西，什么都会习惯的！”听了马尔梅拉多夫讲的故事，拉斯科利尼科夫想。可是“如果我想得不对呢？如果，总的来说，整个人种，也就是说，全人类，当真不是卑鄙的东西，那么就意味着，其他一切全都是偏见，只不过是心造的恐惧，任何障碍都不存在。”对一切都会习惯，对什么全都顺从，是卑鄙的；能够进行反抗、能够“跨越”过去的人，就不是卑鄙的了。从“思想”到行动，拉斯科利尼科夫已经跨出了第一步。

然而单是马尔梅拉多夫一家的悲惨遭遇，还不足以使主人公迈出决定性的一步。于是，就在第二天早上，立刻又接到了母亲的信。

用他母亲的话来说：他是她们(母亲和妹妹)的“一切”，她们的“全部希望”和“全部指望”。为了他，母亲甘愿“牺牲”女儿，让她嫁给一个谈不上有什么爱情的律师——卢任。等待着他妹妹杜尼娅的唯一现实道路，照他看，和索尼娅的命运毫无区别，只不过多了一件“合法婚姻”的外衣，实质上仍然是为了亲人而不得不出卖自己。后来，斯维德里盖洛夫用他自己的方式也说出了同样的意思：嫁给卢任，还不是和接受他的“求婚”一样，只不过拿的是另一个人的钱而已。杜涅奇卡、索涅奇卡，她们都是这个社会的牺牲品，她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命运。“只要世界还存在，索涅奇卡就永远不会消失！”

就在他这样折磨着自己的时候，他又看到了一个被侮辱的少女。“嗳！是您呀，斯维德里盖洛夫！您在这儿干吗？”他攥紧拳头，扑向那个纠缠她的肥胖的花花公子。在他看来，这个坐在路边长椅子上的少女，还有那个街头卖唱的歌女，坐在酒店和娱乐场所门口的那些妇女，那个投河自尽的女人——这都是杜涅奇卡，都是他的妹妹，各式各样的斯维德里盖洛夫和卢任们在肆意欺凌她们，——到处都是他的“妹妹”，他亲爱的人……那些所谓的学者们用“科学”理论证明：“应该如此”，“每年应该有这么百分之几去……去什么地方……去见鬼……”只不过是“百分之几”而已，人们尽管放心好了！对于那些压迫者、统治者来说，他们当然用不着担心会落入这个“百分之几”，他们自然是放心的。可是对于像马尔梅拉多夫、拉斯科利尼科夫这样的穷人，对于杜涅奇卡和索涅奇卡来说，“百分之几”这个数字却绝对无法让他们放心。索涅奇卡已经落入了这“百分之几”，杜涅奇卡也难免落到这“百分之几”里去……于是，杜涅奇卡的命运和索涅奇卡的命运，以及一切“妹妹”的命运交织在一起，同时浮现在拉斯科利尼科夫的眼前。

于是他作了一个可怕的梦。梦中那匹被残酷打死的驽马，就是一切被压迫、被践踏的人的象征，在那匹可怜的马身上，仿佛集中了所有被侮辱、被损害的人们的苦难。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临终时绝望地呼喊：“驽马已经给赶得精疲力尽！……再也没有力气了！”这几句含着血和泪的话与拉斯科利尼科夫梦中那匹马的形象遥相呼应。对于穷人来说，他们的一生就是这样的一场噩梦。

那么，怎么办？出路在哪里？在拉斯科利尼科夫的意识的限度之内，对这个问题是无法回答的。然而现实却要求他必须作出明确的回答：“一定得采取某种行动，立刻行动起来，越快越好。无论如何得作出决定，随便什么决定都行，或者……要不，就完全放弃生活！”

小说发表以后不久，评论家皮沙烈夫①在一篇题为《为生活斗争》的评论中就已经指出：拉斯科利尼科夫的“病”根“不是在头脑里，而是在口袋里”。他头脑里所以会产生那个奇怪的“理论”，是因为他的处境的痛苦程度远远超过了“他的力量和勇气所能承受的限度”。“无论如何也不能把这一理论看作他犯罪的原因，正像不能把病人的幻觉看作病因一样。”他的“理论”只不过是他被迫与之进行斗争的那个环境的产物，“真正的唯一原因还是令人痛苦不堪的环境”。因此，不管小说的作者主观上有什么意图，小说还是以惊人的力量反映了那个强权社会中非人生活的真实，真实到了令人感到窒息的程度——

①皮沙烈夫(一八四○——一八六八)，俄罗斯著名评论家，哲学家，革命民主主义者。

拉斯科利尼科夫杀了人，然而他并没有“跨越”过去，而是仍然留在了这一边。事实证明，他不是“拿破仑”，他不属于那些压迫者和统治者，他不是“超人”。他杀死的不是那个老太婆，而是他自己。他感到可怕的孤独，感到自己已经完全脱离了这个社会，不仅不能再对自己的亲人说出心里的话，而且永远再也不能对任何人说什么了。“他好像是用剪刀把他与一切人和一切事物都剪断了。”然而他无法完全脱离人群。

“啊，如果我孑然一身，谁也不爱我，我永远也不爱任何人，那该多好！那么就不会有这一切了！”(也就是说，那样的话，他就会“跨越”过去了！)然而有人爱他，他也爱别人。完全脱离人群，离开爱他的人，放弃爱的权利，这是他无法忍受的，所以他也无法“跨越”过去。人是不可征服的。拉斯科利尼科夫需要回到人们中间来，所以他不可能完全丧失人性。

然而斯维德里盖洛夫和卢任都“跨越”过去了。当然，他们都没有拿着斧头去杀人，没有触犯那个社会的刑律。但是依仗自己的财势，他们的确都在“为所欲为”。斯维德里盖洛夫对一切都毫不在乎，他唯一感兴趣的就是满足自己的淫欲。他对拉斯科利尼科夫说：“我明白，您心里在考虑什么问题：道德问题，是吗？……您把这些都丢到一边去；现在还考虑这些干什么？嘿！嘿！因为您毕竟还是一个公民和人吗？既然如此，那就不该乱闯；别去干不该由您来干的事。”斯维德里盖洛夫自己早“把这些都丢到一边去”了，所以他能够干他所干的那些坏事。这样的人比火灾、瘟疫、饥馑还可怕。卢任公开宣扬“首先要爱自己”的“科学”理论，因为据说“世界上的一切都是以个人利益为基础的”。拉斯科利尼科夫一针见血地指出：“把您刚才鼓吹的那一套引伸开去，结论就是：杀人是可以的……”卢任当然对此提出强烈的抗议，因为他完全用不着拿着斧头去杀人，完全用不着让血污染他洁白的手，然而他可以用金钱来买一个美貌的妻子，可以不受惩罚地诬陷索尼娅，漠然地“跨越”过道德的法律，人性的法律，心安理得地经受住拉斯科利尼科夫无法忍受的一切，一句话，他可以，而且有权合法地杀人。

对小说该怎样结束，陀思妥耶夫斯基很久拿不定主意。从他的笔记中可以看出，他曾设想几种不同的结局：让拉斯科利尼科夫逃跑，经过芬兰，到美国去；自杀；悔过。但悔过是与拉斯科利尼科夫的性格、与这一艺术形象的逻辑发展相矛盾的。最后，拉斯科利尼科夫去自首了，可是并不认为自己有罪；他认为，他的罪只在于没能坚持住，没能“跨越”过去。

对于拉斯科利尼科夫，索尼娅是绝望的黑暗中的一线光明。拉斯科利尼科夫和索尼娅这两个形象是理性与心灵、理智与感情的对照。索尼娅心里充满了对人的爱。她是人类苦难的象征，陀思妥耶夫斯基认为，苦难和爱是合二为一的。人类的理性微弱而不可靠，而人类的苦难却无边无际；整个生活安排得如此不合理，如此骇人听闻，如此残酷，因此理性不可能完全理解它的不合理。剩下的就只有大家都感觉到的苦难的爱了。

拉斯科利尼科夫问索尼娅：“如果突然这一切现在都让您来决定：……是让卢任活着干坏事呢，还是让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去死？那么您会怎样决定呢？”索尼娅回答：“这怎么会由我来决定呢？”不，索尼娅无论如何也不能作出这样的决定：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而跨越过另一个人的尸体。她所能决定的只有一点：让别人从自己身上跨越过去，把自己献给别人。而为别人献身，在当时的世界上，其实只是一个不可能实现的理想。在小说中，索尼娅这个形象当然是理想化了，然而也是苍白的。

于是作者又写了《白痴》，希望用梅什金公爵这一艺术形象来进一步宣扬自己的这一理想。

最后，想稍稍谈一谈拉祖米欣。按照作者的意思，拉祖米欣应该是书中的正面人物，本来应该在小说中占据更重要的位置。他具有乡土主义的观点，反对西方革命思想的影响，认为社会主义是西方的玩意儿，与俄罗斯格格不入。他反对“环境决定论”，反对傅立叶的空想社会主义和唯物主义者的观点。在一系列问题上，他可以说是作者的代言人。作者对他特别珍爱，然而就我们在小说中看到的这个人物而言，却很难说他已经成功地完成了作者本想赋予他的使命。

本书根据苏联国家文艺书籍出版社一九五七年出版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文集》(十卷集)第五卷译出，并参照《俄语》出版社一九八四年出版的《罪与罚》。对此书的时代背景以及书中一些难以理解的地方，作了必要的注释。

非琴